记忆与探寻：台湾电影的身份焦虑.docVIP

记忆与探寻：台湾电影的身份焦虑 　　侯孝贤在26年后的再次成功，一定程度上归根于其跳出了台湾一地之囿，从台湾的“小”进而跃升入中华文化之“大”。这种成功不再是因为它的“台湾化”，而是因为电影体现出来的浓浓的“中华化”味道。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上世纪最后十几年文化艺术界关注的焦点。到了新世纪，“地方”（place）感反而成为新的热点。这种对立体现着人类文化的开放性和保守性因子的轮替。 　　相对于大陆和中国香港的电影，中国台湾电影的身份意识和所谓的“在地”感是强烈的。而这一定程度上又源自于其处境的尴尬和身份的焦虑。过去100多年，这片中华文化的离岛背负了太多的屈辱和迷茫。穷则思变，变却未通。侯孝贤的“悲情”，魏德圣的“暧昧”，小清新电影的“小确幸”事实上都是这种身份探寻的组成部分。但停留于孤芳自赏式的“在地”情感未必是出路，囿于一地情感的艺术也不免绝望。 　　无论台湾还是大陆、香港的电影人都应该放开眼界，既要关注自己的“地方”感，又应以中华文化这一大题材作为作品的大背景、大归属，因为这才是华人自立于其他文化的身份符号。此番侯孝贤凭借奇诡的道家题材作品《刺客聂隐娘》斩获戛纳最佳导演大奖，正是对台湾以及华语电影工作者的重要提示。 　　（王坤宇，北京大学博士、文化批评学者） 　　走出悲情的聂隐娘 　　2015年5月24日，法国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华语导演侯孝贤凭借《刺客聂隐娘》赢得最佳导演奖。 　　1989年，侯孝贤透过《悲情城市》讲述了一个“台湾人”身份的迷茫。在那个时刻，“台湾地区”无论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政治名词，都需要重新界定。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迷茫是在所难免的，也正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那一年，《悲情城市》在威尼斯电影节满载而归。 　　2015年，侠女聂隐娘从薄雾中走出，躬身拜过后又隐入雾霭之中；一闪一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之气质立现。侯先生的作品跳出台湾地域的束缚，归隐到道家“侠之大者”的精神之中。 　　68岁的侯孝贤经过了时间的沉淀、文化的交融，逐渐在自己的影片中跳出微妙的统独心态、模糊了本省外省的界定，归到中华文化的道统中来，如同聂隐娘从薄雾中来、回到雾霭中去。 　　换言之，侯孝贤在26年后的再次成功，一定程度上归根于其跳出了台湾一地之囿，从台湾的“小”进而跃升入中华文化之“大”；采用道家传奇题材，在表现形式上使用中国传统的诗意的叙事方式，展现出一部带有侯氏特色的影片。这种成功不再是因为它的“台湾化”，而是因为电影体现出来的浓浓的“中华化”味道。 　　（李子厚，杭州师大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讲师） 　　历史之内与乡愁之外 　　作为台湾电影的“教父级”人物，侯孝贤在2007年接受姜宝龙的采访时说，“电影是一种乡愁”。这一语中的，指出了台湾电影一贯延续的对个体生命的关照和对生命意义的反思与追寻，放置到台湾特殊的历史境遇和文化境遇中，便构成了一个总主题，即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追寻与反思。总体来看，这种自我文化身份的追寻与反思在新千年台湾电影中，从两大层面展开。 　　首先在历史文化之内，他们面向自我，面向自身的文化和历史，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相对于大陆文化和历史主体之外的身份失落感和文化迷茫感。这在侯孝贤的电影中有着多重而深刻的体现。 　　《童年往事》可以看作侯孝贤有意识地展开台湾本土文化身份认同探寻的开端。这部电影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质，电影中日式风格建筑的背景设置、具有代表性的成长事件的选择以及所传达出的那种童年的懵懂、叛逆、选择和茫然，都是那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它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引导台湾第二代在看清自我成长史的基础上反思自我的文化身份。 　　在随后的《悲情城市》中，侯孝贤的这一探寻体现出更高的深刻性和丰富性。电影以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结束“日据时代”开始，围绕“二?二八”事件，深入地讲述了林氏家族兄弟四人的人生历程，个人的人生际遇与时代的波澜壮阔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多重而又深刻地再现了台湾的那段历史。 　　透过林氏兄弟个人的命运遭际，传达出浓浓的历史悲情。面对时代的变迁和裹挟，林氏兄弟和吴氏兄妹的选择、挣扎和迷茫，更代表了那个时代家国的迷茫，何处是历史，何处是将来？这是对自我历史的迷茫，更是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迷茫。 　　如果说以侯孝贤为代表的第一代导演主要是将作品投注于记忆，台湾的第二代导演作品更多体现出的是新时代的身份探寻。像罗大佑在《亚细亚的孤儿》中所唱的那样，“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并开始质疑和反思“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这在2012年上映的《赛德克巴莱》中有着直接和多重体现。魏德圣的这部电影筹划长达12年、跨国动员两万余人参演，可谓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