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醉驾一律入罪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冲突.docVIP

浅析醉驾一律入罪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冲突 　　作者简介：张宇（1991―），女，汉族，内蒙古赤峰市人，法学硕士，单位：重庆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研究方向：刑事执行法学。摘要：刑法的谦抑性是一种原则和精神，体现了“慎刑”的思想，要求刑法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必须谨慎。近年来，醉驾行为泛滥，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交通事故，对公众的生命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社会各界对醉驾行为是否一律入罪问题一直存有争议。本文将从刑法谦抑性原则出发，认为醉驾行为不应该一律入罪。 　　关键词：醉驾；刑法的谦抑性；规制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汽车持有量持续增加，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醉驾引发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其中比较典型的如“成都 12#8226;14 特大交通肇事案”、“南京张明宝醉驾肇事案”、“魏志刚醉驾肇事案”等，因醉驾引发的类似交通事故数不胜数，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度让民众陷入恐慌。 　　针对这些问题，刑法学界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应该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有人提出应该以交通肇事罪来惩处，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同的判案结果。但是这两种罪名并不能完全概括醉酒驾驶行为，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而醉驾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发生实害结果，无法以此罪论处；[1]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要求主观是故意的心态，但是对于醉驾行为的主观罪过认定一直存在争议，而且不同程度的“醉酒”对不同的饮酒者驾驶车辆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将醉驾行为一律规制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不免对法律有扩大解释之嫌。 　　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首次把醉驾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该法律实施以来，对遏制醉驾引发的交通事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严格的入罪标准也让我们不得不考虑刑法在社会及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作用该如何发挥。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提出“醉驾并非一律入刑”，引起公众的广泛质疑和讨论。[2]对于醉驾是否应该一律入罪问题由此成为刑法理论和实践的热点话题。 　　二、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内涵 　　刑法的谦抑性理论源于日本，法学家平野龙一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包含刑法的补充性、刑法的不完整性和刑法的宽容性，他认为有关市民安全的事项，只有在习惯、道德或民事的规制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就算是其他控制手段都没有充分发挥效果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全部都用刑法进行处罚。[3]在我国，学者们对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进行了不同的诠释，陈兴良教授认为刑法的谦抑性蕴含紧缩性、补充性和经济性，应当以最小的支出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4]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包含处罚范围和处罚程度两个方面，适用其他手段能够抑制违法行为和保护法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适用较轻的刑罚足以达到惩罚的目的时，就不要适用较重的制裁方法。[5] 　　虽然学者们对该原则的阐述不一，但其本质有相似之处。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综合考虑刑法的有限性、补充性、宽容性和经济性，如果行为没有达到必须要用刑法来规制的程度，在采取其他社会调控手段能够更有效的解决问题时，就没有必要动用刑法；就算是某一行为构成了犯罪，也应该适用轻缓和人道的处罚手段；此外，从节约司法资源和提高办案效率的角度来说，经济性也是刑法谦抑性原则重要的一层含义，要对有限的司法资源进行有效分配，以达到最优效果。 　　三、醉驾行为不应该一律入罪 　　首先，并非所有醉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都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法律对醉酒状态设定了统一的标准，但是这一醉酒状态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产生的影响是人因人而异的，并非所有的醉驾都对他人的法益有侵害的危险。另外，我国醉驾行为泛滥与相关部门执法不力密切相关，在用尽行政手段达到目的之前就一律入罪，显然不符合刑法的补充性。其次，醉驾一律入罪容易导致司法的不公。对公职人员来说，犯罪记录对其各方面的影响深远，因此他们会想方设法找关系争取不做犯罪处理，办案人员也会考虑到这一点而网开一面，由此导致司法不公。再次，醉驾一律入罪会浪费司法资源。相对于其他犯罪来说，醉驾案件证据易得，程序简单，有利于提高破案率，为此执法机关会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选择性执法屡见不鲜，导致司法资源分配不均，降低其他案件的办案效率，与刑法的经济性不符。最后，醉驾入罪也会导致短期自由刑的交叉感染，滋生司法腐败问题，刑法不仅没有达到规制犯罪的目的，还有可能产生新的危害结果。 　　刑法应该保持谦抑性，对于采取行政手段或者其他方式能够规制的行为，刑法没有必要介入，对于醉驾行为亦是如此。 　　四、对醉驾行为的合理规制途径 　　前面已经提到，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考虑，醉驾不应该一律入罪。刑法的介入应该有一定的条件，这就要注重刑法与行政法的衔接问题。达到醉驾的标准，并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