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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理论再认识 　　理论的适用性是有边界的，其成立亦有严格定义的前提条件，理论本身不是目的，重在指导实践，解读和运用理论的“锚”只能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因此，就字面理解理论，就原意诠释理论，结果便是患上认识论的“幼稚病”。另外，不可否认理论有一定的时代性，而社会科学理论往往又兼具利益表达的功能，不同的利益导向驱动不同的理论解读和运用。现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例，解释这一观点。 国家至上的“嫁衣” 　　从历史观和时代性进行分析，比较优势理论是英国重商主义之后，另一种“国家至上”的阐述。 　　重商主义产生于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初期，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国家的力量以维护本国在贸易上的优势，极大化贸易顺差、财富净流入，本质上是带有“原罪”的国家保护主义，更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渊薮。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核心思想是在国际贸易中一国应发展生产成本绝对低的产品，出口换取生产成本不占绝对优势的产品，使各国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并从相互贸易中获益。该理论在行动上推动了英国工业产品霸权主义。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该理论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的概念，认为一国应生产机会成本低的产品，以生产率的差异确立比较优势并在贸易中获利。在绝对优势理论下，先进国家不会与落后国家贸易，而在比较优势理论下却可以相互贸易，实质仍然是推行早期集体工业霸权，并促使落后国家打开大门，保证英国的国际贸易利益最大化。18世纪-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强盛时期，英国的利益广布海外乃至全球，以长远维护国家利益计，客观上需要“思想的武装”，比较优势理论应运而生。那么，在形而上的华丽嫁衣下隐藏着哪些“真实的谎言”呢？ 理论祛魅 　　比较优势理论不仅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指南，也是其国际贸易理论的一块奠基石。对先进国家的意义不言自明，对落后国家是否裨益有加呢？国际贸易实践表明，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并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局面。 　　首先，比较优势理论中并无“竞争”一词。若将比较优势理论误读为成本比较优势向国际贸易整体竞争能力的转化，那么代以“比较竞争优势”的名称并无不可，其实后者的出现频率远高于前者，甚至一度混淆了该理论的“学名”。客观现实是，比较优势理论重在分析国际贸易中成本等要素的比较优劣，进而指导贸易政策的制定，并没有勾画出比较优势自然演变为竞争能力，更没有推论出比较优势就是比较竞争优势。 　　在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各国只要安守现状，将生产成本、自然资源的相对优势最大限度发挥，自然能将国际贸易这个蛋糕做大。但结果导致国际贸易福利分配不均衡，落后国家付出高消耗等成本，只获得低附加值，而先进国家则坐享低投入、高收益，结果是落后国家在竞争力上依然徘徊不前，无力与先进国家抗衡。从2011年各国竞争力排名可见一斑（见表1），发展中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从比较优势的逻辑推演出去，只要一个国家、企业甚至个人把握好其生产成本或者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就能有效地转化为市场需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像我国改革开放早期的浙江、东莞等。但结果是否如理论描述的双赢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其次，科技外生与全球竞争格局固化。在推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发展中国家按照要素的机会成本和低附加值初级产品成本优势，确定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这样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工业国之间形成了一个“经济循环系统”：西方工业国组织要素、输出技术，生产出的产品占领海外广阔市场，而拥有成本优势的海外各国为工业国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生产要素。 　　从比较优势理论看，该循环系统堪称完美，通过世界范围的要素整合，实现产出最大化、成本最小化，进而增进了总体社会福利。但该系统中发展中国家技术靠引进、模仿，工业国却严防先进科技的扩散，科技的外生阻碍了导入、吸收和深化，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固化了这种国际分工，以发达国家为轴心，低端的永远低端，高端的永远高端。 　　另外，由于比较优势战略过分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而忽视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演进、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创新的推动作用。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阻碍一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低成本生产要素的依赖催生了发展惰性。加之环境成本是跨代际的，现在的生产者和获益者并不一定承担应有的成本，何况环境的价格符号化很难精确，因此处在国际分工最低端的发展中国家被动加主动地焊接到了产业链的原有位置，以巨大的投入换取微薄的现实利益，人为压低国民的福利。 　　再次，审视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前提。比较优势理论发端于产品近乎同质的时代，比较优势直接体现在价格和数量上，在当时背景下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有较强解释力。而作为其假设前提的“市场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不变”与现实相去甚远。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发生巨变，规模经济与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