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体现了对近代启蒙人学命题的理论超越(原稿).doc

以人为本体现了对近代启蒙人学命题的理论超越 董四代2011年发表在中北大学 摘 要：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撞击中，以严复和粱启超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把西方社会进步归之人的自主独立，并以此为对照批判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摧残和压抑，发出了人的解放的呼声。但西方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富分化和对自由、平等原则的扭曲，又使他们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的态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们并没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这一问题。人的解放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在进化论历史观和理性主义的逻辑下是无解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把握人的发展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选择的关系，实现了近代人学命题的理论破解。 关键词：人学命题;启蒙;封建传统批判;资本主义判断;社会主义选择;以人为本；批判现代性启蒙 在近代以来中西文明撞击和中国人的现代化追求中,以严复和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在借鉴西方,批判传统中，把人的现代化视为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根本问题,但又对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的命题存在着种种困惑。以前，在革命话语掩蔽和计划经济影响下，形成了对人的命题的误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命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而且也是对近代以来人的解放追求中种种困惑的历史性破解。只有从二者的结合上认识以人为本，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化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中国近代启蒙中对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关系的探讨 早在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就在对天理与人欲关系的讨论中，提出了以人欲为基础和前提认识天理的问题，发出了人的解放的呼声。鸦片战争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进攻下，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受到了冲击，中国人也就先后从器物层面和政治层面开始了现代化追求。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它包括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理性化和社会开放化等方面的内容，但其最核心的内容则是人的现代化，即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 洋务运动受挫和维新变法失败，使先进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人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的根本。严复把进化论引入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念。他探究西方富强之本，以西方国家为参照，批判封建主义对人的压制，倡导自由理念，提出了人的解放的问题。早在1895年，他就说：“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1]P31903年，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他又说：“中国言治之偏于国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所谓小己，即箇人也。大抵万物莫不有总有分，总曰‘拓都’，译言‘全体’；分曰‘么匿’，译言‘单位’。笔，拓都也；毫，么匿也。饭，拓都也；粒，么匿也。国，拓都也；民，么匿也。社会之变相无穷，而一一基于小己之品质。”[1]P126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历来以总体压制个人，然而无个人则无国家，社会进化之原因恰恰取决于个体的素质。他进而发挥这一思想，并且提出了在个人自由基础上认识国家合法性的问题。他说：“是故治国者，必不能以国利之故，而使小己为之牺牲。盖以小己之利而后立群，而非以群而后有小己，小己无所立则群无所为立，非若生物个体，其中一切么匿支部，合个体苦乐存废，便无利害可言也。”[2]P292他还以西方为对照提出人的问题，“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2]P39因此，他认为中国要进入现代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样，严复就表达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改变传统思维定势，以自由为取向解放被旧制度、旧思想束缚的人性的要求，提出了通过广大民众德智体发展为国家独立自强奠定基础的历史任务。 粱启超深受严复的影响，但他又不是像严复那样以深奥的文字表达自已的思想，而是以通俗明快的语言批判旧的思想，宣传新的理念，因而收到了更明显的社会效果。他也是在对传统社会的批判中提出人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地位的向题的。他认为：在封建制度压迫下，中国人“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以全国之大，而至于无一人，天下可痛之事，孰过此也。”[3]P268-269统治者之对人民，施“驯之之术”、“恬之之术”、“役之之术”、“监之之术”，人民则失去了独立性。他就当时的中国人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即“人有三等，一曰，困于旧风气之中者。二曰，跳出旧风气之外者。三曰，跳出旧风气而后能造新风气者。夫世界之所以长不灭而日进化者，赖有造新风气之人而已。”[3]P269他把中国人的不良心理归结为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儒、无动，所从“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3]P428这就造成了中国的积弱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