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企业家的“脚里”之梦.docVIP

一群企业家的“脚里”之梦 　　“对这一切我们不满意，也不甘心，所以我们学院以‘脚里’命名，提醒我们要对乡村教育审慎思考并且迎难而上。” 　　贵阳市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一个女孩经常遭到同学殴打，头发被从头皮上一撮一撮往下扯。她没有任何申诉，只把原因写在了日记里：“我每天要偷一块五毛钱，学姐要偷三块五毛钱，这样我们中午才有一顿方便面吃。” 　　一个青年作家发现之后主动上门家访，希望女孩的父母能解决饭钱。最终，一个老人带着十个孩子、每月生活费不足七百元、家徒四壁的景象使他没能开口。2015年6月，脚里学院理事会上，该院名誉院长、前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久讲述了这个故事。 　　在贵州，顾久当过知青、工人、教师，后来从政，官至副部级，但他自感问心有愧，“看到这些，我永远都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我们当年的工作没做好。” 　　天养大的孩子 　　曾经，顾久见一个学生字写得非常别扭，惊诧地问：“没人教过你写字吗？”学生的回答让他至今难以释怀：“我们都是天养大的孩子。” 　　这句话也让脚里学院的企业家理事们动容，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多次深入贵州山区支教，亲眼目睹那片土地的贫瘠与荒凉。脚里学院理事长于淼说，“如果不亲身感受，这种影响没法进到你内心，它和通过新闻去想象不一样。” 　　脚里学院，是于淼和一群走戈壁的企业家发起，旨在为乡村培训出好校长的公益机构，它的缘分源于贵州东南的脚里小学。 　　2010年，于淼带着程雯、沈蕾等企业家组成的支教队来到脚里小学时，该校只有40多位学生，一个老师和一个校长。他们各自只能带一年级和二年级，原来带三年级的老师刚刚辞职离开。留下来的老师，也并不全职教学，时常下地劳动，或谋其他生计，学生处于半“放养”状态。脚里小学几乎每年都接到教育局的裁撤指令，唯一一位留守的老师也盼着学校真正被撤，因为那时候他也可以离开了。 　　但是，这所学校对学生和家长却至关重要，它是附近唯一的小学，一旦裁撤，全校的学生只能到十公里外的中心小学上课。于淼说：“中心小学没办法解决吃饭和住宿问题，孩子一天要来回奔波四次，很辛苦，很不安全，营养也跟不上，他们即使上了三年级，个头也很矮。”事实上，脚里村民的收入全靠种植，每个家庭年均收入一两千元。 　　支教队到达脚里的第二天就探访了中心小学，在沈蕾的记忆中，通往中心小学的山路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都很难走，遇到雨雪，路况更恶劣。“当时面临特别严峻的一个问题，脚里小学的三年级没人带，只能到中心小学去，这么小的孩子，你让他们每天这么来回走，其实挺不现实，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就不上学了。一些家长让孩子来上学，就是因为学校能管一顿饭，还能帮着看孩子。” 　　更严重的是，脚里小学的低年级学生听不懂普通话。脚里学院院长程雯有一次上音乐课时，一个孩子突然哭了起来，“因为听不懂我们在唱什么，特别着急。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一二年级不会讲汉语。” 　　在去脚里之前，沈蕾没有过农村的经历，大多数时候，她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城市。她兴奋地向《中国慈善家》描述支教队第一次去脚里小学的情景。那天，他们各自背着睡袋和帐篷，带着途中买的面条、蔬菜、肉和水，从贵阳驱车近七个小时到脚里，当晚还在学校露天的乒乓球台上给孩子们包饺子。“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还在帐篷里睡觉，孩子们就过来了。” 　　沈蕾说，支教队出发去中心小学时，身后跟着一群孩子，“刚开始以为他们只是送到村口，结果他们一直跟着，然后我们就说，这么多孩子别丢了一个，特别有意思。”后来接触多了，沈蕾发现，很多孩子晚上都不愿意回家，支教队来学校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待到很晚，第二天一大早又围过来。有一次，沈蕾忍不住问：“你们家里人不会找你们吗？” 孩子们说：“不会的，没有人找我。”等支教队把孩子一个个送回家后才知道，有些孩子家中只有老人，或者干脆没人。对此，程雯的感触很深。她在课堂上教孩子们唱《爱的奉献》时，他们会哭，刚开始，程雯以为他们是被歌曲打动，细问之下知道，这个女孩的妈妈不在了，那个男孩的爸爸不在了，“他们真的是‘天养大的孩子’。” 　　在这些孩子身上，沈蕾感受到了强烈的“被需要”，“他们真是没人陪伴。其实我们做的也不多，只是给他们一点点微笑，给他们讲个故事，教他们唱一首歌，他们就会觉得，从来没有人对我这样过。” 　　在去中心小学的山路上，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女孩也一路跟着，半道上，她突然上前抓住沈蕾的手不放。“她不跟我说话，就低着头默默地走。我们一路唱歌什么的，她也不唱，最后她还是跟着唱了。长得特别漂亮的一个女孩。” 　　和孩子们一起走山路时，几个女孩一边采野花，一边给野花搭配各种颜色，“白的花应该配黄的花比较漂亮，这个花应该配点叶子。”沈蕾感到不可思议，“我当时听着真是……没人教过她们，都是这么一点点的孩子，她就能搭配出一束很漂亮的花。”女孩们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