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土壤中开出不同花朵美日俄中演绎各自的《十二怒汉》.docVIP

不同土壤中开出不同花朵美日俄中演绎各自的《十二怒汉》 　　5月下旬，人艺青年导演徐昂的大银幕处女作《十二公民》于国内公映。影片改编自经典法庭片《十二怒汉》，在3月以来的几次小范围试映中都收获了不俗的口碑，电影曾在去年的罗马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马可?奥雷里奥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这项殊荣。 　　事实上，早在徐昂之前，日本与俄罗斯也各有一个《十二怒汉》的翻拍版，嫁接的是各自的本土文化与内涵。《十二怒汉》的神髓可以称得上是最普世的价值观，然而这颗相同的种子，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开出的却是风韵截然不同的花朵。 　　《十二怒汉》 　　美式民主的基石 　　今天看来，1957年《十二怒汉》的故事简单得足以用一句话概括――一个孩子被凿凿铁证认为有重大的谋杀嫌疑，最初陪审团有11人坚信他有罪，由于一个人的反对展开条分缕析的细致推理，最终统统转变为无罪认定。这一戏剧性的过程，肇始于美国社会中最常见的弊病――偏见。由于嫌疑犯成长于贫民窟，其身份地位如同有色人种一般遭到天然的歧视，他所代表的人群被认为偷盗吸毒乃家常便饭，情急之中行凶害命也丝毫不令人惊异。带着这层天然的偏见，11位陪审团成员还夹杂了各自的生活经历与情绪，将自己对所处境况的牢骚与不满，都统统诉诸原本与此毫不相干的嫌疑犯身上。这些或精明冷静，或玩世不恭，或圆滑机警的陪审员，起初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无懈可击的逻辑，他们的偏见反映的是美国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是人性中隐藏的私欲和阴霾。 　　因此，《十二怒汉》这一反差剧烈的转折式逆袭，是电影史上对陪审团制度进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强有力的一次普及。它旨在阐释这套“苛刻”的制度如何挽救任何一个可能身陷相似处境的无辜嫌疑犯的生命。为此，影片首先需要向观众普及司法审判中的无罪推定原则。也就是说，陪审团在那个单独的房间里所要做的，并非去证明嫌疑人有罪或是无罪，而是根据检方和辩方提供的现有证据，判断嫌疑人是否100%有罪。如若不能，则即意味着陪审团有较为可信的理由怀疑证据中存有疏漏，则应当视嫌疑人为无罪。对于身处非陪审团制度国家的人们而言，陪审团制度要求12位成员必须达成全面一致的“苛刻要求”多少有些费解，因为这似乎不太符合人们对于“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常识性认知。殊不知，要求陪审团达成全面一致恰恰是民主精神的核心所在――并非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绝对原则维护大多数的权益，而是以尊重每个个体的原则，确保每个人的权益得到足够的重视与保护。当这种多数与少数的矛盾关涉人命时，对个体的关照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是不可逆的程序，因此陪审团制度所要做的，并非准确无误地将每个坏人绳之以法，而是将犯错的概率降到最低，确保没有一个好人蒙受不白之冤。从这一意义而言，《十二怒汉》本质上所普及的，是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立国之本。在托克维尔看来，正是陪审团制度让每一个普通人有机会参与到关涉社会公正与维系的司法制度当中，有助于人民理解法律的规则与效力，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人们懂得尊重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与权力，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 　　《十二怒汉》早已是登堂入室的经典名作。在IMDB（互联网电影资料库）的TOP250榜单上，《十二怒汉》高居第七，是排名最高的法庭片。在2007年由AFI（美国电影学会）评选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部美国电影中，它也占据荣耀的一席之地。毫不夸张地说，《十二怒汉》就是法庭片的象征和代言人，在美国人的心中占据着无法撼动的至高地位。 　　《十二怒汉：大审判》 　　俄罗斯当代政局迷思 　　在《十二怒汉》问世整整半个世纪后，2007年，俄罗斯大导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将这一人们已耳熟能详的故事嫁接到当代俄罗斯的社会土壤，进行了一番全新的演绎。 　　与西德尼?鲁迈特的原版一脉相承的，自然是影片所伸张的陪审团精神，除此之外，12位陪审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级、不同的职业，由此挟带不同的立场偏见等设定都与原版大同小异。米哈尔科夫所做的最大改动，是将身为嫌疑人的男孩设定为一名车臣男孩，这一政治寓意极其明显的设定，也让《十二怒汉：大审判》（以下简称《大审判》）由始至终充满了浓郁的当代俄罗斯政治气息，陪审员最初所挟带的偏见，也含有浓郁的政治对立意味。为此，米哈尔科夫别具匠心地在分析案情的过程中，让陪审团的每一位成员叙述一段与自己有关的经历，从中折射出的，不仅是渐已消逝的正义与良知感，而且是几十年来俄罗斯社会的流变，其中必不可少的，是与车臣有关的惨痛回忆。此外，有别于原版全部故事发生在一个封闭房间内的戏剧化安排，米哈尔科夫在《大审判》中夹杂了大量的车臣战场的画面与男孩回忆的闪回镜头，时时刻刻在提醒观众车臣这一特殊的存在。《大审判》也因此拥有了比原版更加丰富的内容与戏剧冲突，这一点从它近160分钟的时长（原版是96分钟）也能明显地看出来。 　　《大审判》的案情分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