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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文化对传统司法审判的影响与制约 　　【摘要】特权文化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史，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起，便形成了以王权为核心的特权阶级，特权意识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中，反映在法律上即所谓的“良贱异制”。中国封建统治者将刑法作为维护统治的主要工具，为了充分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使得作为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审判呈现出浓厚的特权色彩。 　　【关键词】特权文化；私法审判；制约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117-01 　　一、探源中国传统司法审判中贵族官僚的刑法特权 　　周礼将“刑不上大夫”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提出了“八辟之法”，据《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①也就是说，凡是属于以上述八种人犯罪，不得直接处刑，而需经过特殊的“议”才能定罪科刑。 　　然而战国时期法家并不承认贵族官僚的刑法特权，商鞅变法时还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处以极刑，韩非子明确提出，“法不阿贵”不过先秦法家的这种“刑无等级”的主张并没有真正废除刑法上的特权，他们只是以此废除旧贵族的特权，同时确定新贵族的特权，从赎刑的出现便可看出。秦汉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奉行先秦法家“刑无等级”的主张，贵族官僚在刑法上拥有较小的特权。随着“立法合一”的进一步发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作为一项治国的刑法原则被确定下来，其主旨及内容不断充实和完善，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古代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贵族官僚刑法特权制度缘起于西周，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隋唐。曹魏政权制定新律时，为了笼络官僚贵族集团，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以周礼所规定的“八辟”之法为基础，首次将“八议”制度正式写入法典，使官僚贵族的司法特权逐渐法律化制度化。“八议”入律，使一部分贵族官僚取得了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司法特权，充分体现了同罪异罚的贵贱尊卑等级秩序。此后历代政权在法典中基本保留了“八议”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前后沿用一千六百八十余年，直到清末修律才正式废止。“上请”制度，源自于汉朝，指贵族官僚犯罪后，一般司法官员无权审理，须通过廷尉直接上奏皇帝进行请示，由皇帝根据犯罪者与皇室关系的远近亲疏、官职功劳的高低大小，决定刑罚减免与否的制度。由于身份和官品、爵位等级不同，所享受特权的范围也不一样，这突出反映了封建法律所具有的公开不平等的特性。在北魏及南陈时期，出现了官吏犯罪可用官爵抵罪的“官当”制度。所谓“官当”，指一定范围的官僚违法犯罪后，允许他们以其官职折抵罪责，折当徒刑。自两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以来，它一直为隋唐宋等各代政权沿袭，直到元代。总之，中国历史发展到唐朝时，统治者以议、请、减、赎，以及官当等多种方式，将贵族官僚的特权法律化、制度化，使他们享有的特权更加广泛、更加系统，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刑法的特权法性质。② 　　二、统治阶级赋予贵族官僚刑法特权的必要性 　　首先，官僚贵族的刑法特权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法律的基本特征，阶级社会中的法律最本质的意义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贵族官僚的刑法特权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自夏启改禅让制为世袭制后，维护世袭的君主专制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最高宗旨。即使是一个勤勉的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也不可能事必躬亲，他需要百官去服从旨意，执行命令。为了巩固其最高统治地位，更好地管理这个国家，必然需要一套政治体制，而这个政治体系运行的关键则在于官吏。 　　再者，官僚贵族的刑法特权符合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思想。每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都有一定的思想渊源，法律制度作为一种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封建等级社会的政治制度，无处不体现着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宗法关系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的纽带，各种社会制度的制定与运行都以此为基础，宗法观念将人分为士农工商等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的人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享有各自的权利，并相应地承担各自的义务，各个等级的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不能逾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一社会思想自然会使官僚们享有一定范围的专属权利。 　　最后，官僚贵族的刑法特权还在于对官职概念特殊理解。官职本来只是一种行政职务，而官吏也只是从事行政工作的人而已，在中国古代社会，官职被理解成为一种特殊的身份，有此身份的人，一般被成为“士”。“士”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社会阶层，他们是次于君主贵族的统治阶级组成部分。“士”在取得官职的同时，也取得了与官职相应的身份，拿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来说，犯罪的官吏丧失的只是行使一定职权的权力，官吏的身份仍然存在，去职后仍可以享受特权。这也是中国官本位思想的根源所在。 　　三、刑法特权消亡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