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人自己的眼睛看世界.docVIP

用中国人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我们能不能不用西方的理论，而是用我们自己的理论？当然应该，只有当我们有自己的原创性理论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好地做经验研究。 　　在中国学人走出国门做研究，真正“开眼看世界”的趋势形成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高丙中教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十几年前，正是高丙中发起了海外民族志的研究项目，如今走出去已在中国学界渐成趋势。对这样做的意义，高丙中教授也有深入的思考。本刊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他。 把西方思想和社会当同一本书读 　　《南风窗》：过去十多年里，你一直推动国内的年轻学者走出去，到国外做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开眼看世界”的命题是在晚清时代提出来的，但长期以来“开眼看世界”限于对西方学术和思想的翻译，不是真地走出去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可以说这样的态势到今天还没有得到扭转。 　　高丙中：翻译没有错，学术成果大众要分享，但不可能大家都学那个语言。当我们准备现代化的时候，别人的现代化已经走了几百年了，他们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要拿来的。我自己也参与过好几个系列的翻译工作。 　　翻译本身不错，错在长期以来只有翻译的二手知识。如果我们不仅去西方国家学习，同时也到它的社会里去做调查，深入了解这个社会，那样就更好了， “纸上得来终归浅”嘛。单就理解书本来说，也要结合对其社会的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思想。尤其是当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实用，为了我们自己的发展而学的时候，就更加不能只看思想不看社会了。我们读西方的书要跟研究它的社会合起来，把二者当成同一本书的“字里”和“行间”来读。以这种方式来了解世界，第一，更真切，第二，更实用。 　　另外，任何一个有集体意识的共同体都需要成为能够言说自我、言说他人的表述的主体，而不能只是被表述，中国也不例外。西方的思想是基于对全世界范围的研究形成的，这和它近代以来政治经济上的强势有关。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开始萌发了“到海外去”的冲动，这也是时势造就的，是和政治经济变迁结合在一起的趋势。 　　《南风窗》：我读过你的一篇文章，你在谈到“到海外去”的时候，钩沉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运动。那一代学者有很多杰出的人物，但他们没有走出“到海外去”研究世界的这一步。例如费孝通先生，他在英国学习人类学，这是一个在研究方面带有“方向性”的学科，他没有遵循学科的惯例去研究其他社会，而是研究中国。你认为这是为什么呢，是跟当时国家的实力有关，还是跟其他因素有关？ 　　高丙中：那个时候说的“到民间去”是对中国的经验研究，通过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做社会调查。社会科学有它的规范和方法，在现代社会调查的研究方法进入中国以后，利用它开始建立中国的现代社会科学，这是很有意义的。在那之前，大家都是高谈阔论，捏合自己的感受和洋书，就谈中国谈世界，并没有规范的经验研究做支撑。在中国现代学科建设的初期阶段，传播点新的知识和观念，就可以是学者了，门槛是很低的，因为没有几个人看过洋书。 　　“到民间去”也有政治关怀在背后，一些读书人想要推动国家的发展，而国家的发展必须有人民的参与，于是他们到民间去，认识人民的需求和困苦，思考怎么样才能让国家的方针政策能够符合他们的利益。一些学者带着学生就去做调查，比如家族、庙会、农工群体，甚至到监狱里去做犯人的调查。这是学术的政治维度。 　　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出国受教育的过程中可能也有这个维度的考虑。以人类学为例，在西方学人类学，你必须是做一个非西方社会的调查。中国对西方来说就是别的国家，所以他们会想与其去做印度、做北非，还不如做中国呢。近代中国知识界的气氛就是要拿西方的先进的思想来帮助祖国，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都是训练自己，都是得学位，与其费更大的劲去研究另一个非西方社会，还不如回国做研究，把所学为自己的国家所用。 　　《南风窗》：你的这种解读是说，那一代知识分子有一种报国心理，没有把研究视野扩展到海外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紧迫的家国情怀？ 　　高丙中：在学术上既能满足学科的要求，同时又可以带着点儿私心，帮到自己的国家，这不更好吗？改革开放之后，好多学者到国外去读书，还是走这个路子，其中是有很深的合理性的。问题是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和我们对世界的渗透的加深，如果中国的整个社会科学界还不到境外去做调查研究，就太奇怪了。不在世界范围内做研究，怎么能够发展出有世界水平、有世界眼光的学科呢？ 时势造就需求 　　《南风窗》：你的意思是说，这是个与大形势相关的问题。今天中国学者要走出去，是因为今天有了这样的需求，也有了这样的条件，对吧？ 　　高丙中：对。到国外跟在国内做研究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到国外去花钱更多，我们长期以来资源短缺，根本就没有这个钱。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这些孩子们，家里让他来受教育，是要就业谋生的，必须考虑工作岗位的需求。假如说你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