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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死刑司法控制之思考 　　【摘 要】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其执行具有不可回复性，与文明社会相背离，对于死刑的存废和改革问题引起刑法学界广泛关注。从刑法规范和非规范性因素进行考量，主张保留死刑立法的前提下，将形式上的死刑立法与实质上的死刑适用进行区分。在司法适用中严格规范控制死刑适用，最终使其不丧失形式威慑的前提下，将适用死刑成为特例。 　　【关键词】死刑；司法控制；民意；刑事政策 　　2013年4月26日，随着河南平顶山“死刑保证书案”的最终宣判，被关押12年的嫌犯李怀亮被判无罪，当庭释放。该案中，平顶山中院两次依据相同证据，判处李怀亮死缓，而该案件再次发回平顶山中院重审后，便被搁置。这一搁置就搁置了6年之久，直到“死刑保证书”，被微博网友曝光，李怀亮的辩护人根据新刑诉法，提出要求立即释放被超期羁押的李怀亮，此案才终于被重新纳入审理程序。此类案件一再发生，不得不引起死刑适用的进一步反思和高度警惕。究竟该如何正确适用死刑，如何对待各种影响因素、如何维护真正的公平正义，必须结合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社会现状、民众意识和观念，进行不断的探索。 　　一、死刑控制的路径选择 　　当今中国尚不具备完全废除死刑的现实条件，较为广泛的保留了死刑，但我国一贯通过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来逐步地达到完全废除死刑的目的。在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我国要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对死刑的司法适用进行严格的限制，以顺应死刑的历史演变规律。 　　死刑的实际控制包括死刑政策、立法、司法在内的全方位控制，而司法控制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说死刑政策是灵魂、是统帅，死刑立法是肉体、是本，那么死刑司法则为此一灵魂统帅下的肉体之用”。立法为适用死刑提供法律依据和合法性根据，但是法律具有滞后性，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而政策又往往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而且只是方向性的指导规范，只能作为理念性的东西存在而不可具体适用。相对于前两者，死刑的司法控制在操作性和效用上的优势更为突出。 　　首先，运用司法途径控制死刑具有直接现实性。司法活动中的工作人员直接面对犯罪嫌疑人并且现实接触案件事实，可以通过调查对比分析得到可以定案的根据，从而依照法律规定，运用三段论逻辑推理，正确判案。 　　其次，死刑司法控制具有有效性。法律的规定是抽象的，只有通过司法人员运用法律处理具体案件，才能将纸上的法律变为活的现实的法。 　　再次，死刑司法控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法律的制定需要严格的程序和较长的时间，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性很强，但是难以适应同一时空下不同案件的不同需要和不同时空下同类案件的不同需要。所以，在司法过程中控制死刑比通过立法控制死刑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适用性更强。 　　二、死刑司法控制的影响因素 　　死刑司法控制首先必须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即受刑法规范因素的严格约束。同时，死刑裁判又不可避免的受到刑事政策、民意、被害人态度、侦查技术等非刑法规范因素的影响。非刑法规范因素作为一种法源形式，在死刑案件的裁判过程中，通过反映案件社会结构的价值判断与表现案件法律结构的逻辑推理，进入裁判规范范畴。但基于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非刑罚规范因素在死刑裁判过程中，不具有独立的裁判功能，其裁判价值只有依附于刑法规范才能彰显。 　　（一）刑事立法 　　我国刑法目前仍然保留死刑，但是为保障人权，在适用对象、适用罪名、执行制度等方面对死刑适用进行了限制。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罪行极其严重”是指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是决定死刑适用与否的一般标准，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因人而异。罪行极其严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是判定死刑立即执行或者缓期执行的个别化依据，要因人而异，不同情况不同对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即在《刑法》第49 条中增加一款：“审判的时候已满75 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这是对死刑适用对象限制的增加规定，响应了1989 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第64 号决议通过的《对保障措施的补充规定》第3 条提出的“确定不可判处或执行死刑的上限年龄”的规定，也更具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修正案》（八）还取消了13 项罪名的死刑判处。这是朝死刑轻缓化方向发展的一大进步，也是我国从立法上限制死刑适用的良好开端。 　　（二）刑事政策 　　德国刑法学家罗克辛教授认为，“在刑法领域，可以认识到这样的趋势，亦即在不危及法治国这一绝对原则的前提下，刑事政策的问题不仅影响到其本身的具体内容，而且也影响到了犯罪论一般理论。”当然，刑事政策不可取刑法而代之，二者存在紧张关系，李斯特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