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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问题领域的普遍伦理与道德金律 　　[摘要]气候问题的伦理困境越来越突出，这一伦理困境呼唤普遍伦理的重建。道德金律在普遍伦理的重建中被寄予了厚望。在全球气候问题领域内道德金律面临着从理解转向接受，从接受导向行动以及从“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迈向“国所不欲，勿施于国”的困境。但是道德金律体现出的德性练习与正义原则有助于破解这一困境，并逐步促使人们采取新的行动。 　　[关键词]普遍伦理 道德金律 气候问题 共识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1-094-08 　　道德一直是国际政治中不容忽视的主题。国际政治历来被界划为权力和利益的角逐场，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弥罗斯人的辩论早已道明了这样残酷的事实：“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历经文明的洗礼，“正义即强者的利益”这一极端的现实主义论调虽已不符合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但在一个缺乏超政府权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权力和利益依然是国家安身立命的根基。然而，这一切并非完全排除道德的作用。事实上，国际政治格局的每一次演进都伴随着道德共识的突破。道德规范了国家行为，使得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实际做的要少于他们也许本来能够做的，也少于他们在其他历史阶段实际做的。他们之所以有条件地或无条件地拒绝考虑某些目标或使用某些手段，并不是因为这些目标或手段不够实际不够明智，而是因为某些道德规则在他们面前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在现实生活中道德常常沦为权力和利益的婢女，但大多数政治的妥协和利益的整合却是因为道德影响着人们对权力、利益的看法。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一直被人们所追求，从来没真正实现的道德理想成为国际政治历久弥新的话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国际道德的探求主导了国际问题的研究。这些探求主要表现为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对世界的设计。二战的爆发彻底打碎了人们对国际政治的幻想。强调权力的作用以及自私的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从此主导了20世纪的话语权，但由此也引发了人们的误解，一些人认为道德在国际政治中是毫无作用的。而实质上，在强调强权力和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看来，道德在国际交往中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实主义的鼻祖汉斯·摩根索早就警告过人们：“在讨论国际道德时，必须防止两种极端：或者夸大伦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或者低估它的影响，认为仅仅是物质权力的考虑才是推动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的力量。”问题在于，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全球体系中，道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国家的行为，并进而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增进人类的福祉？道德是政治家们掩盖真实动机的高谈阔论，还是日益增进的全球责任的真实体现？在缺乏超政府权威的国际环境中道德是一种温情脉脉、一厢情愿、毫无力量的浪漫主义诉求，还是增进共识、促进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的动力？ 　　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新的审视。在全球气候问题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片面地强调权力和国家私利无益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气候变化超越了国界，打碎了主权国家自私的考量。气候变化问题已不仅仅是科学和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伦理问题。全球变暖的语境当中自然包含着一个复杂的多重问句：谁为了什么在谁面前按照哪些标准承担何等责任？责任与共识是气候变化困境得以最终解决的前提。因此，如何在全球普遍的道德律令中找寻到具有某些普世价值的立足点，打破气候变化的伦理困境，从而重新审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道德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直面的课题。 　　一、气候问题的产生与伦理因素 　　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签署生效以来，气候问题就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议题之一。此后，气候问题关注的焦点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1997年前，焦点集中在科学认知层面；1998年至2005年，焦点逐步转向经济层面；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焦点转向各国的政治博弈。2009年被誉为“拯救地球最后机会”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仅在美国、中国、印度、南非等国之间达成了一个尚未能获得与会各国全面通过的协议。随后2010年的坎昆会议，2011年的曼谷会议、德班会议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各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对全球公共问题的普遍失语导致气候合作举步维艰。美国希望继续保持现代化的奢侈生活，其经济对化石能源依赖程度较高，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无疑会增加企业的经济成本，同时得天独厚的地缘环境使它能以较小的代价适应气候变化，因此拒绝单方面大幅度减少排放量；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石油生产国担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会抑制世界能源的需求，影响其经济收入，因而试图减缓谈判步伐；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海岛国家则面临着由于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从而被海洋吞噬的危险，因而极力呼吁减排行动；发展中国家则认为经济发展是第一需要，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对气候变化负有主要责任，减排行动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