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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校通识教育研究概述 　　摘 要：台湾高校通识教育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根据学界研究情况，本文就其发展阶段、成就与问题、通识教育中的公民教育以及两岸基于此问题的比较研究等方面进行概述。 　　关键词：台湾高校 通识教育 综述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对近代高等教育有重大影响的一种教育思想和实践。它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教育是自由人应受的教育，它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心智以探究真理，而不是为了谋生和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他把接受自由教育而在不追求功利和免于为生计而劳碌的闲暇进行理论的沉思视为最高贵的事业和生活。有学者指出：“所谓通识，在本体论和知识论层面，它所追求的是宇宙万物的终极本质、依据与原因；而在人生观和价值观领域，通识所关注的则是人的生命世界的终极意义和目的。”[1]人类要想到达这一境界，本身天然的成长并不能自足，往往需要教育的参与、引导、培育和建构，即需要通识教育。台湾学者黄俊杰将其定义为：“所谓通识教育，就是一种建立人的主体性并与客体情境建立互为主体性关系的教育，也就是一种‘人之觉醒’的教育。”[2]基于此，台湾将高校通识教育的目标定位为“全人教育”，在教育过程中充分提升与尊重学生个体的主体性，为实现每一个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努力。 　　台湾高校通识教育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时至今日在不断探索中已经成绩斐然。然其实施通识教育的初衷是为了克服大学工具理性化冲击下专业过于分化导致学生素质片面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摆脱当局政治宰制应对民主转型，实现高等教育“主体性”的需要。一方面，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强势盛行的工具理性单兵独进，对守卫社会精神良知的大学全方位渗透，使得大学的功利主义倾向加剧，台湾亦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专业分工愈加细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断裂甚至冲突明显，导致学生轻文重理，学生素质养成片面狭隘。另一方面，台湾通识教育的提出与实施是为了摆脱当局政治的强力束缚，塑造“大学主体性”的迫切需求。战后台湾的教育面临重重问题，在强势政策的主导之下，其高等教育是经济与军事建设的基础。“各大学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执行社会政治及经济政策的工具。各个大学系所的增设，资源的分配，乃至教育内容的决定，莫不深深受到统治者意志的渗透”。[3]在这种政治的高压情况下，台湾大学的主体性失落。然而随着台湾社会政治的权威转型（学者刘阿荣将台湾地区的政治变迁划分为3个时期：权威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民主转型或民主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民主巩固时期20世纪90年代迄今。[4]），高等教育的发展也随之嬗变，通识教育的大力推进实施正是民主转型中大学主体性逐渐崛起的重要标志。此外也为台湾的民主转型提供人才以及理论的支持。由此可见，研究台湾高校的通识教育，是以教育为侧面了解认知台湾的重要锁匙，因为教育理念本身就是一定社会、地区经济政治的集中反映。 　　基于此，围绕“台湾高校通识教育”这一论题，笔者通过搜索期刊数据库、查阅文献、登陆相关大学网站等途径，就台湾地区高校的通识教育相关问题概述如下： 　　台湾高校通识教育发展的历史阶段 　　台湾高校通识教育的历史发展，是致力于此项研究的学者普遍关注的课题之一。对于这一阶段的划分，学术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在目前的研究中，学者基本将台湾高校通识教育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例如，黄俊杰将其划分为：“战后台湾五十余年来，台湾通识教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酝酿期、发展期、弘扬期。”[5]1956年私立东海大学的“宏通教育”，可视为台湾通识教育的滥觞，1981年虞兆中教授任台湾大学校长，开始在台湾大学推动通识教育，开启了台湾大学通识教育的里程碑；1990年是台湾大学院校通识教育正式全面推动之年；1999年开始的58所一般大学院校通识教育评鉴工作，标志着台湾通识教育发展的成熟。与此相类似的大陆学者庞海芍将其划分为：“萌芽阶段（1950年～ 1984年）、起步阶段（1984年～ 1994年）、发展阶段（1994年至今）。[6]”在萌芽阶段，当时的通识教育被称为通才教育，主要由几所大学提出并实践。继1956年东海大学提出通才方案之后，20世纪70年代台湾清华大学在留美学者沈君山等人的呼吁下，大力推动通识教育课程。随后，在1981年～ 1984年，虞兆中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致力于推动通才教育。在起步阶段，于1984年4月，台湾教育行政部门经由专家组的研究，公布了《大学通识教育选修科目实施要点》，通知各公立和私立大学及独立院校遵照办理通识教育的选修科目。1994年，通识教育学会以及大学法的修正，宣告了台湾通识教育时代的来临。另外，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