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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可诉行政监察行为刍议 　　摘要：从当前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现有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制来看，对于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监察行为应严格控制，以保证当前行政监察体系的稳定和顺畅。但从长远来看，行政监察行为本身属于一种行政行为，随着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将来可以逐步扩大使其纳入行政诉讼的行政监察行为的范围。 　　关键词：行政监察行为；可诉性；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举报；控告；司法机关 　　中图分类号：D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2-0042-04 　　本文所议行政监察行为，是指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依据行政监察法律法规，对监察对象所实施的行政管理行为，具体表现形式有给予行政处分或没收财物的行政监察决定、建议给予行政处分或没收财物的监察建议、对涉案财物采取扣留等强制措施等。依据当前法学界的多数观点，行政处分属于内部行政行为，故不属于当前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除了给予行政处分的行政监察决定之外，其他行政监察行为比如行政监察建议、拒绝对举报案件予以受理等，是否也一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此则鲜有充分探讨。为此，笔者结合本身法律实践对上述问题进行浅显分析，以企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一、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及各种法学观点 　　我国目前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并没有明确提到行政监察行为，但是，《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3项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于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规定当中的“奖惩、任免等”，其实与行政监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奖惩、任免”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如何，法学界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上述范围“包括行政机关做出的内部行为在内的所有的特别权力关系，即还包括自治团体对其成员的处分、监狱针对犯人的行为、学校针对学生的行为”[1]；也有观点认为，“对行政诉讼法的理解不能做扩大解释，不能认为所有的内部行为都不能提起诉讼”[2]。上述观点差异颇具，一时还难以形成相对统一观点。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受社会和法治发展进程影响的，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对于行政诉讼法上述表述，应当结合某一阶段的司法实践和行政管理体制来进行理解，以达到最佳的社会法治效果。从长远来看，所有行政监察行为都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但是，基于当前我国干部管理和行政监察体制的特殊性（比如部分行政干部由组织部门推荐和任命，干部管理制度以内部规定、内部考核结果为依据等），人民法院受诉的行政监察行为范围不宜过宽，不仅应将行政处分排除在外，还应将与“奖惩、任免等”密切相关的行政监察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以保持当前监察行为的体系稳定和顺畅。与此同时，考虑到社会公众依法享有的参与社会管理等宪法权利，法律对于社会公众的特殊请求和权利，应适当允许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和保护。 　　二、对行政监察对象实施的行政监察行为可诉性的具体分析 　　依据《行政监察法》及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行政监察对象实施的行政监察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行政监察决定，第二类是行政监察建议，第三类是行政强制行为，第四类是办案程序行为。 　　（一）关于行政监察决定 　　行政监察决定又可以进一步划分成两类，一类是给予行政处分的行政监察决定，另一类是给予没收、追缴或责令退赔的监察决定。对于前者，行政诉讼法已经明确将其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行政复议法也将其排除在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之外，对此在学界已基本成为共识。对于后者，则争议颇多，还须详述。 　　首先，从性质上看，没收、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决定同给予行政处分的决定一样，都属于行政监察决定范畴，两者在实施机关、实施对象、事实依据、最终目的等方面完全相同，影响的都是监察对象的权利，只是受影响的权利内容有所不同，因此对两者应当同样对待，差别对待容易产生争议。对于此点，有的学者有不同意见，其认为行政处分与没收、追缴或责令退赔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前者系公务员等主体基于公务员身份而享有的特殊权利，而后者则是普通公民都享有的财产权。这种观点貌似成立，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其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即后者针对的并非是监察对象的私有财产，而是监察对象非法侵占的他人财产，因此并未影响监察对象的个人财产权。 　　其次，从立法逻辑上看，当前也不宜将没收等监察决定纳入可行政诉讼的范围。如前所述，给予监察对象行政处分的事实，往往也就是给予其没收或责令退赔监察决定的事实，如果一旦允许行政诉讼对该事实进行审查，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变相将行政处分所依据的事实纳入到了行政诉讼的范围，违背了行政监察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因此，在未允许将行政处分等纳入行政诉讼范围的情况下，仅将给予没收、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决定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不仅会导致禁止对行政处分起诉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