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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问题研究 　　摘 要：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社会、宪政、法哲学以及学理等多方面的理论依据，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不会降低检察权威，也不会损害检察独立，更不会侵蚀社会自治和损害法治的安定性。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检察机关要发挥好保障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多元利益以及创新社会管理等方面功能，并建立公共政策检察运用机制、检察工作社会互动机制、法律监督协商机制以及社会治理协同机制等检察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检察机关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水平。 　　关键词：检察机关；社会管理创新；检察权；功能定位；机制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6.3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2-0034-06 　　加强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管理体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是中央政法委的重要部署。检察机关能否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否属于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对这些问题，检察机关内部还存在着一些有争议的认识。因此，深入分析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深层次原因，对相关理论争议进行回应，进而探讨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功能定位，并提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相关保障机制，对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实现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依据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我国属于司法机关的范畴，而司法权最重要的特征是处理案件，检察机关应该依法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为什么会提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换句话说，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何以被推崇和践行？ 　　1.社会层面的原因：风险社会的形成。风险社会理论为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创立。贝克以反思现代化为视角，按照风险分配、个体化法则、科学和政治的衰微这样的思路展开其风险社会的理论。他认为，现代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1]而风险社会产生的根源是，“社会不断地进行功能分化，结果造成社会没有能力应对产生的诸多问题。”[2]作为一个处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的大国，我国面临的社会风险管理任务更加艰巨。在风险社会中，检察权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国家反应，保障和促进生活共同体安全、及时应对各种风险管理问题是其一项重要的任务。检察机关是宪法赋予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唯一主体，在转型时期社会急剧变化的进程中，检察机关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又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力量。在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方面，检察机关应主动以法律的手段对各种风险因素进行调节和规制，以保证社会管理秩序的良好运行。 　　转型时期体制滞后的内在性挑战、环境变化的外在性挑战以及全球化的国际性挑战并存，由此造成了风险类型的多样、风险主体的多元以及风险关系的复杂。检察机关必须与社会发展变化保持同步，以对社会的高度关切，并以各种可能运用的司法手段，回应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形成的需要，特别是要把社会目标直接导入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之中。现实中，移送到检察机关的案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性社会矛盾所衍生出的社会纠纷。这类纠纷中潜含着某个或某些群体及阶层间的对抗，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群体性的社会冲突，而且这些纠纷与其他衍生于基础性社会矛盾的纠纷具有同源性，因而很容易借助于某一具体纠纷而叠加和聚合。对于这些“非常规性纠纷”，检察机关需要加强对案件的深度识别，从纠纷的表象背后探求蕴含于其中的冲突的实质，把握案件背后潜隐的各种利益冲突，在兼顾和平衡各种因素后形成处理案件的具体方式。这些变化反映在具体检察执法活动中便是息诉和解方式的广泛适用、恢复性司法的提出、宽严相济原则的明确实施以及对法律监督社会效果的充分强调，而所有这些，都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形态。 　　2.宪政层面的原因：司法与政治的融合。现代各国的实践都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司法始终只是一个政治装置，是实现政治目标的一个工具；检察院始终是国家政治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是民族—政治国家的权力网格中的一个关键节点；检察工作固然有独立的行为标准与活动方式，但并没有独立于统治之外的利益。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波齐所说：“国家的每一个部分不仅仅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而且也是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国家另一个整体在实现自己的目的方面具有更高的权能。”[3]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中，“政”与“法”的联系从来没有被分离过。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体现了执政党基于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判断，而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政治要求。作为政治系统中发展着的一个部分，检察权随着社会秩序的生成和变迁已经不仅仅是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使公民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还原的内在机制，而成为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的主导性变量和动力资源，影响和决定着社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