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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传统史学及其近代转型 　　[摘要] 湖湘文化中有着一以贯之的治史传统。近代以降，湖湘学人分别参与了西方“新史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进和传播，从而促成了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转型后的中国史学，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这其中便包括湘籍历史学人的突出贡献。 　　[关键词] 湖湘文化； 传统史学； 近代转型； 湘籍史学家 　　[中图分类号] K2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021―07 　　中国史学如同中国文明一样，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波逐浪涌，前后相继，从未中断。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时势巨变和西学的输入，一系列新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样态逐渐产生，遂有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此一转型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始告完成。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在传统史学领域本不彰显的湖湘学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逐步成长为知名史学家，其卓越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湖湘史学传统 　　湖湘史学源远流长。如果说远古时期有关楚地的神话传说还不足以称“史”的话，那么至迟到魏晋以后，史学在湖地地区已经着实产生了。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东晋时长沙人邓粲写出了《晋纪》，该书又称《元明纪》，专述东晋元、明二帝故事。另外《隋书?经籍志》中有《楚国先贤传赞》、《长沙耆旧传赞》、《零陵贤传》、《南岳夫人内传》等专门记载楚地名人的史篇，这些篇章当为湘楚学人所作。 　　唐代，湘人在史学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作为。其时，长沙人欧阳询先后参与了《魏书》、《陈书》的撰修；其多达百卷的史学代表著作《艺文类聚》所引古籍1431种，保存了不少隋唐以前的珍贵史料。另一位长沙人欧阳凯则有十卷本的《五代史初要》问世。又有祁阳人覃季子，“其人生爱书，贫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读经传言其说数家，推太史公、班固书下至今，横竖钩贯，又且数十家，通为书，号为《覃子史纂》”。柳宗元：《覃季子墓铭》，《全唐文》卷五九0。 　　宋元时期，儒学的发展进到理学阶段。在对理学的探讨和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以本籍福建而迁居湖南衡山之胡安国及其子寅、宏，以及籍贯四川而寓居湖南的胡宏弟子张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经世致用，主张“通晓时务”、“留心经济”， 反对“腐儒”学风，因此其较为看重历史，重视借鉴历史上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湖湘学派的史学成就，较重要者有胡宏的《皇王大纪》，胡寅的《读史管见》，以及张的《通鉴笃论》。不过由于湖湘学派的学术重心并非史学，他们只是为了发抒自己的理学见解而借助于历史，故其所撰尚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 　　史学并非等于史料学。历史撰述总是受着某种史观的支配或者说是某种史观的表达，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故而，我们不应轻视宋代湖湘学派的史学地位，对于生活于明末清初、同样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家的湘人王船山，也当作如是观。王船山一生著述颇丰，所涉包括哲学、史学、文学、政治等方面，而其史学著述，最值一提者为《读通鉴论》。该书以三十卷六十余万字的篇幅，对《资治通鉴》所载自战国至五代共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进行评论，可谓一部重要的史论专著。该书体现了王船山丰富的史学思想。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这是强调史学的经世功能。他称我国古代是“人自为君，君自为国”，“万其国者万其心，而生民之困极矣”。至殷之末，已至“穷则必变之时”。于是周代有分封诸侯之举，天下“渐有合一之势”。“而后世郡县一王，亦缘此以渐统一于大同，然后风教日趋于画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卷二十。这说明他已认识到历史是不断演变和发展着的。同时他又指出：“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势之顺而已矣”。 王夫之：《宋论》卷七《宋哲宗》一。以此观之，我国“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这是他的“理、势、天合一”的历史理论。王船山是传统湖湘史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史论及史学思想，对后世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自鸦片战争时期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的频频入侵，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之变局，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之主题。在此形势下，史学的经世功能得到进一步强调，史学工作成为爱国救亡运动的重要一翼。其时，一批湘籍人士如魏源、陶澍、贺长龄、曾国藩、王?运、郭嵩焘、谭嗣同、陈天华、杨毓麟、宋教仁等，纷纷以不同方式撰写史著，以为现实斗争服务，其中尤以魏源为最。魏源曾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辑成百卷本的《皇朝经世文编》。《文编》收录清初至道光以前的论著、奏疏、官书、信札等共计一千三百余篇，涉及作者约七百人，是一部集中反映有清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和军事的大型资料集。有人曾经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