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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背景下女性犯罪问题及其应对 　　摘要： 　　现代化进程产生的一个后果之一是女性犯罪逐渐增多。最近30余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和逐渐推进，社会结构明显转型，价值观念明显变化，我国女性犯罪率也逐渐上升，女性犯罪问题显露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传统犯罪学向来是以成年男性犯罪为基本标本的，对女性犯罪关注较少，因此，女性犯罪问题及其解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当今我国女性犯罪问题的研究有多维角度，社会角色及其转变即是其中一种。 　　关键词：女性犯罪；社会角色；角色转变 　　中图分类号：DF7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2 　　一、引言 　　一直以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男性参与犯罪的人数一直高于女性，男性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也要严重于女性。然而，现在女性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其犯罪率和犯罪总数急剧增长，这种增长势头甚至有赶超男性犯罪的趋势。无论情愿与否，女性犯罪问题似乎成为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代价”。在中国，女性犯罪问题同样引起广大学者甚至官方的关注。自1995年以后，《中国法律年鉴》在《刑事审判》部分开始记载女性犯罪人数。不过对于女性犯罪的学术研究，目前我国尚未能形成一个本土化的体系，笔者认为，对于女性犯罪研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女性犯罪的概念 　　女性犯罪，是指以女性作为犯罪主体的犯罪现象。对于“女性犯罪”这一概念，下定义的重点是“犯罪”。不同学派的犯罪学家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关于犯罪概念的看法也随之不同。在施奈德（Hans Joachim Schneider，1928-）的《犯罪学》（1987）一书中，论述了六种不同的犯罪定义。[1]7385笔者认为，无论哪一种犯罪定义，都需要提供某一项标准，违反该特定标准的，即构成犯罪。不同定义的区别在于，它们提供的标准相异，从刑法规定到社会标定不一而足。而作为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其标准应当介于社会学上的越轨与刑法学上的犯罪之间：犯罪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因而，刑法没有处置的卖淫行为也应该包括在犯罪这一概念内。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的数据绝大多数是司法统计数据，在这些数据中，卖淫不包括在犯罪行为中。 　　（二）女性犯罪问题的研究现状 　　传统犯罪学中，对于女性犯罪问题并没有过多论述。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加快，女性犯罪问题凸显。实证犯罪学派开山者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1835-1909）与历史学家费雷罗（Guglielmo Ferrero，1871-1943）合著的《女性犯罪人》（1893），开创了对女性犯罪问题专门研究的先河。他与恩里科?菲利（Enrico Ferri，1856-1929） 深入到监狱，更多地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对女性犯罪人进行了一系列的观察和分析，得出女性犯罪人是“假男人”的结论；关于男性犯罪的“天生犯罪人”理论，同样地适用于女性犯罪。龙勃罗梭对于女性犯罪率低于男性犯罪率的问题作出了解释：其一，女性罪犯比男性罪犯智商低；其二，卖淫现象其实填补了女性犯罪与男性犯罪在数目上的差距。[2]165进入20世纪后，对女性犯罪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O?波拉克和W?I?托马斯，实际上他们延续了龙勃罗梭与菲利“生物决定论”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波拉克认为，女性犯罪率与男性犯罪率是一样的，之所以在统计中显得少，是因为女性犯罪在司法中往往被忽略。托马斯则认为，女性犯罪是因为女性爱和性需要未及时得到满足，相应地，女性犯罪多为性犯罪。[3] 　　可以说，以上的理论实际上都强调了女性的“二等性别”，并不能真正地解释女性犯罪与男性犯罪的差异。随着犯罪学本身的发展，尤其是犯罪社会学的兴起，在以“女性解放”为旗帜的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推动下，关于女性犯罪的学说开始趋于多元化，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女权主义犯罪学。它产生的标志性著作――《犯罪中的姐妹》（1975）及《妇女与犯罪》（1975）的作者艾德勒（Freda Adler，1937-）和西蒙（Rita James Simon，1931-）都认为，“妇女从传统角色的解放中引起了妇女犯罪的增加”[4]509，这也是本文要探讨的一个观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犯罪学的研究开始分流，并形成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理论，极大地丰富了女性犯罪学；然而，就目前而言，它仍处于一个“积累描述性研究”的阶段，在女权主义的框架内，也尚未产生一个具有类似在实证学派中的生物论具有全局支配地位的理论。[4]508514 　　（三）本文的假设 　　社会角色创造犯罪。一方面，特定的社会角色为特定的犯罪行为创造了条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职务犯罪需要特定的能力和地位。另一方面，新型社会角色会导致新型犯罪的产生，白领犯罪源于白领阶层的兴起，金融人士的出现，也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