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对唐人诗赋创作的内在影响.docVIP

简论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对唐人诗赋创作的内在影响 　　摘 要：唐代科举取士制度是在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等内部因素与各个国家、民族之间彼此互通有无，礼尚往来，汇聚、融合思想，交流、交锋文明等外部因素的广袤背景下，继承隋朝擢官拔吏制度的优良传统，汲取前代举贤任能机制的弥贵精华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并日臻成熟的一种独具大唐帝国思想内涵与文化特色的遴选人才制度。毋庸置疑，这项制度对唐朝文人士大夫们的理想、心理、生活、人生、文学创作尤其诗赋创作都产生了内在影响。 　　关键词：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唐人诗赋创作；内在影响 　　唐代科举取士制度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与其说是一项考察制度，倒不如说是一种遴选文化。这项考察制度，或者称为这种遴选文化，不仅给予莘莘寒门庶族士子们鲤鱼跃龙门、出世入仕的机会，而且作为一种符号标志表征着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因此，不得不承认，唐代科举取士制度与唐人诗赋创作可谓是息息相关。 　　一、读书习业与投文干谒之时诗赋创作蔚为大观 　　唐朝科举考试有明经科与进士科之分。明经科主要测试儒家经典，基本是凭借硬背死记的功夫，即帖经。每年录取近百人，考试环节也很简单，相对进士科来讲比较容易考中；而进士科虽也有帖经，但以测查诗词歌赋，政治见解为主，综合考量应试者治国理家的潜力和深层次挖掘题目内涵与真谛的能力，并且要在文章中提良谏，献妙策，还要关注文章措辞规范以及重视文笔优美。考试过程也相对较麻烦，先要经过童试（县试、府试、院试），然后经过乡试（秋闱），再经过会试（春闱），最后才是殿试。只有在殿试中举后，才能被称为“进士”。每年应举者少则八九百人，多则一两千人，而其中最终能进士及第被录用者不过十数人，录取比例仅百分之一二，与明经科相比有较高难度。所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由此，不难想象进士科考试之艰难。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有言：“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1]作为唐代科举考试进士科的重要测查科目，练诗攻赋理所当然成为学子文士们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加之，当时士人们普遍认为进士及第要比明经中举地位高很多。因此，一批又一批学人举子们前赴后继、承前启后，从识字开始就把大量心血与精力倾注到制诗作赋方面。无论是少年时期的读书习业还是之后的乡举里选以及青年时代的投文干谒，科举取士制度作为最普遍、最直接的动力刺激举子文人们诗赋创作蔚然成风，兴盛空前。 　　众所周知，名士顾况凭着白居易投献的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语，立刻认定眼前这个寂寂无闻的少年“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2]，从而竭力为香山居士延誉，终使白乐天声名大噪；项斯以诗卷投赠杨敬之，杨甚雅爱之，曾给项斯赠诗赞誉道“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项斯由此诗名鹊起，次年即登高第；[3]而赏爱杜樊川的吴武陵，居然在知贡举崔郾的践行宴会上，持《阿房宫赋》直言不讳的向其索要状元，只因人选已拟，不得已而接受“第五名”的许诺。除此之外，还有朱庆余的那首《近试上张水部》也是他投谒当时位居水部郎中张籍的行卷之作。凡此事例种种，不一而足，无非证明一点：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蟾宫折桂与名落孙山之际诗赋创作风生水起 　　唐朝颇负盛名的诗人，文豪，学者们青壮年时期也都曾经历过进士科考试，并最终金榜题名。加之，这些诗坛文林大家巨擘本身具有很高的文艺涵养，并且身体力行创作诗赋，一时间，诗赋创作如日中天，蒸蒸日上。 　　王江宁，岑嘉州，韩昌黎，柳柳州等皆诗赋创作巨匠，这些人在进士及第后，大量创作诗赋。盛唐著名诗人王昌龄，诗歌创作以边塞诗最著，有“诗家夫子王江宁”美名。以七绝笑傲，后人誉为“七绝圣手”。后世“韩柳齐芳”的韩愈柳宗元不仅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先驱，亦是诗赋创作巨匠大椽。韩昌黎的《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皆赋中可圈可点之作，还有韩昌黎进士殿试卷《明水赋》也不失佳品。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文均成就斐然，一时难分轩轾的柳柳州进士及第后，历经长达十四载贬谪生涯。诗歌成就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赋作诸如《囚山赋》、《瓶赋》、《牛赋》等等也咀华含英，耐人寻味。 　　唐代进士科试赋登状元第者，目前有名可稽考者10人，他们分别是先天二年（公元714年）常无名《出师赋》，先天二年（公元714年）李昂《旗赋》，大历12年（公元777年）黎逢《通天台赋》，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尹枢《珠还合浦赋》，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李程《日五色赋》，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固言《人镜赋》，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卢储《大羹赋》，大和元年（公元827年）李郃《观民风赋》，咸通四年（公元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