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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的科学性 　　摘要：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具有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生命力。立足于可持续的国强民富，结合中国农业生产所面临的生产技术条件，中国未来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制度还是应该走“耕地集体所有+小农生产+合作化+政府计划管理和足够补贴”的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传统农业；农业现代化；可持续发展；国强民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商运输业；小农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2-0031-06 　　一、什么是合理的农业生产模式——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反思 　　究竟如何才能实现中国可持续的国强民富，这是我们思考中国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起点。离开了国强民富，不管什么样的发展都是骗人的把戏；离开了可持续，不管什么样的发展就是愚蠢的“过一把瘾就死”的急功近利。 　　作为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没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和其基础地位决定的，更何况还涉及数亿人的就业及其家庭的生计。将粮食供给寄托在别人身上，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愚蠢。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我们的碗里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的号召。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市场化——农业现代化实践结果表明，中国由曾经的粮食净出口大国变为现今的粮食进口大国，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加剧了中国的物价通涨、遏制了工业的进一步扩张。一方面，在国际农产品的强力冲击下，以规模化、机械化、商品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不断破产，如东北大豆农；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城市化优先发展思维主导下，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政策也使得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面临劳动力不足，再生产难以维持的危险。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走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怎样评价呢？首先要从农业现代化理论本身说起。 　　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是一种停滞落后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舒尔茨在其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1）“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称之为传统农业”，“一个依靠传统农业的国家必然是贫穷的”[1]；（2）传统农业因为技术状况保持不变、持有和获得收入来源的偏好和动机状况保持不变而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这是一种停滞落后的状态；[2]（3）处于传统农业状态的国家或地区如果试图让其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发动机，那就需要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生产率高的经济部门——农业现代化；[3]（4）要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台强大发动机”，就“必须向农业投资”“用刺激的办法去指导和奖励农民则是一个关键部分”“人力资本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4]。 　　舒尔茨的传统农业“停滞落后”的观点被国内诸多学者和政府封为圭臬。他们坚信传统农业——小农生产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必须打破。至于打破后中国农业现代化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却在不断变化——20个世纪80年代是“农工商一条龙”，90年代是“农业产业化”“公司+（基地）+农户”“农业商品化”，21世纪以来是“农业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一村（乡）一品”“生态农业”，等等。 　　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农业现代化实践结果来看，虽然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市场化提高了少部分（大多还是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民的收入水平，但是中国农民相对收入水平远低于城镇居民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相反还出现了农村空壳化、农业生产日益衰退（很多地区耕作大为粗放、耕地抛荒严重、农村劳动力季节性不足）、进口粮食日益增多的不良现象，以至于出现了严重的内需不足、“三农”和粮食安全等问题。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舒尔茨的传统农业理论和农业现代化理论存在的问题。 　　第一，“一个依靠传统农业的国家必然是贫穷的”这个命题似是而非。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近代史说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往往是通过商品化生产来实现其快速增长的，比如，英国的羊毛、荷兰的花卉、新西兰的牛奶、丹麦的猪肉和牧草种子等；与之相对应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往往是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比如，1936—1941年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1953—1955年印度的塞纳普尔。但是，一个国家贫穷与否，绝对不是农业一个方面的因素就能决定的，往往还与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要素禀赋和制度、人口、国际环境等社会资源禀赋有关，而将之简单地归结于农业的传统生产方式，这犯了肯定结果的逻辑错误；就算是从统计学的角度上讲，也犯了归纳不完全的逻辑错误（不管是在空间样本上还是时间样本上都是极为不够大的，而样本足够大是大数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这两个实例至多可以说明，我们不能排除传统农业是国家贫穷的原因。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没有技术进步，也并不代表以后就没有了技术进步。 　　第二，既然传统农业因为技术状况保持不变、持有和获得收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