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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助推民主进程 　　社会的规模和成员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决定着社会的民主种类和进程，而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成员获取知识的能力和互相沟通的效率，使得把“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结合具备了技术可行性，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 “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的要求，有望得以加速实现。 　　“代议制”的利弊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属于“代议制”形式的间接民主制度。“代议制”取代直接民主有其历史必然性。首先是社会规模：现代民族国家地域辽阔、人口剧增，没有一种技术方式能让居住分散、人数众多的全体公民可以像在希腊城邦那样直接讨论、决定主要的公共事务，只能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参与公共事务。其次是社会成员素质：随着社会的发展，涉及的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对其进行判断、讨论、决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公民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缺乏面对公共事务的普遍能力，只能通过选举出来的“精英阶层”来决定和治理。第三是群体之间的制衡：随着社会阶层的增多，公民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低，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直接民主的结果只能是“赢者通吃”，而通过代议制，各利益群体都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在代议机构中进行博弈、实现制衡，最大程度地避免“多数人的暴政”。 　　但是，间接民主也存在“异化”的可能，亦即选举出来的代表（包括代议制下的政府）在取得立法、执政地位后，由于信息不对称、利益驱使、政党归属等等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完全代表选民行使权力，“只有在选举那一刻才是主人，选完后即成奴隶”就是一种极端的写照。如何在间接民主体制中贯彻“权为民所赋”的根本原则？采用怎样的思路、方法保证代议制不致“异化”，从而充分实现民众的民主权利？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此提供了足够的手段。 　　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变化 　　上述的社会规模、成员素质和群体间制衡等因素，在现代信息技术下，都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社会规模。在高效的信息技术下，通过移动互联网，公民身份的确认、意见的表达已经不需要到某一集中的现场，足不出户就可以发言、投票、表决，深居家中就可以和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其他公民顺畅交流，“居住分散”就不是问题。快速处理海量数据的软件系统，可以对公民的诉求和决定进行实时的汇总、分析、统计，“人数众多”或“意见纷纭”都不足以成为技术上的障碍。可见，信息技术将使原来意义上的社会“规模”发生质的变化。 　　社会成员素质。随着互联网上积累的知识的急剧增加，随着网络信息搜索、分类工具的层出不穷，原来需要专家才具备的知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积累的经验，一个具备基本文化程度和上网能力的公民可以较快地基本掌握。相信不少人在去医院看病前都会在网上求医问药，从而实现和医生的“专业级对话”。可见，现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知识分享的便利，使得个体素质差异比较容易得到弥补，对于大部分公共事务，公民之间原有认知、经验、能力的差异已不会从本质上影响他们的参与、判断和表达。而且，既然选举者都在不断地知识更新，被选举者更加必须时时提高自己，也大大降低了代议制中“庸人政治”的可能性。 　　群体间制衡。在传统方式下，公民中达不到“多数”的各种意见很难通过表决机制得到体现，因此只能由选举的“代表”在代议制的议会或政府中去博弈。而在信息技术下，对公民可以按多重口径进行群体分类，对各群体的意见可以进行精确统计（如对涉及教育的某个事项，可以按教师、家长、学生和其他公众的分类对意见进行统计），最大程度地完善决策。 　　总之，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压缩了获取、发布、传递、交换信息的层次；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则保证了身份的真实性、唯一性和沟通的实时性，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可以“全天候、一对一”地进行交流。因此，能够在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制下，以越来越多的方式实现公民对于公众事务的直接参与，实现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高度融合，“群众路线”有了技术的保证。 　　应用举例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凡是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要充分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运用信息技术可以大大提高这种“听取”的效果。例如，先对公民进行多重分类，如某人的政治面貌分类是“政协委员”，产业分类为“信息技术”，社会活跃度分类为“偏上”，爱好分类为“低碳环保”。在分类的基础上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征求意见，如要征集对某项环保政策的意见，就可以由系统把征求意见表自动群发到产业分类或爱好分类为“低碳环保”的市民的手机上、在必要时自动跟进，实现精准送达、及时反馈，并对反馈意见进行自动的统计、汇总和分析。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于各种“公示”，公示的内容将精确、直接地群发到需知情对象的手机上，而不是只刊登在某个媒体、或张贴在某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