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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统一中国形成的历史脉络考察 　　摘 要：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各民族间相互交流与融合，共同发展，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我们今天处理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基础，特别是民族问题。据此，文章对多民族统一中国形成的历史脉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说明了在国民心中牢固树立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信念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多民族统一中国；形成；阶段；统治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30-0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今天我们认识和处理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以下的历史考证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多民族统一中国形成的雏形阶段——先秦时期 　　对于多民族统一中国的最初形成时期，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为始点。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李学勤先生就指出中国多民族形成的雏形阶段应是商周时代[1]。笔者认为这个始点推至夏代也是成立的。据考证，在公元前21世纪，夏朝政权，已在中原一带建立，在其统辖的疆域内，除主体民族华夏族之外，还包括部分东夷和苗蛮等族人。在夏王朝向外扩张和征服的对象中，尤以东夷为重点。有《竹书纪年》记载曰：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白杼子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桀时“畎夷入居豳、岐之间”[2]。同时也对南方的苗民进行过多次较大规模的征伐。《吕氏春秋·恃君览·召类》记载曰：“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大禹也曾“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墨子·非攻下》）。对苗民的讨伐，导致一部分苗民被征服而成为夏王朝的臣民；另一部分未被征服的苗民逐渐离开黄河流域，向南迁徙。因此，夏朝所辖疆域已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至于夏朝采取什么政策措施对各族部落进行统治，由于缺乏文献资料，难以考证。但通过后续历史文献的查阅研判，可大胆推断应当是通过建立“朝贡”的行为模式进行。朝贡行为模式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于：夏王朝对于疆域内各部族“故俗”、“习惯”不予干涉，各部族均可依其“故俗”、“习惯”统引规制其民的行为，但必须承认夏王朝为本部族的“崇高宗主”，并定期朝见和供奉礼物。夏王朝对各部族的回赠，便是承认其按自己族群习惯行使“自治权”，并维护各部族之间的力量均衡，从而维系并推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商朝统辖的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对于周边的一些部族，也延续了朝贡的行为模式，而且还有所发展。其做法是将商朝所属疆域“天下”划分为“内族”和“外族”两大族群结构进行治理。“内族”在“职贡”上既要纳赋税，还要随时奉诏从征，而“外族”在“职贡”上仅是定期或不定期向商王朝朝贡，以示臣服。正如《诗·商颂·殷武》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所谓“享”就是朝贡之意；所谓“王”即是承认商天子是自己部落族群的王，能为自己的部族做主。 　　周朝期间，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又得到进一步衍化和发展。周朝初期在原始宗族习惯的基础上通过分封制把众多本族王孙公子和姻亲功臣分封到所征服的地区，让其代表天子对异族实施统治。并将周人所创建的文化，不断向所征服的地区进行传播和渗透，从精神层面同化异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大融合，极大地推动了华夏族的早期发展。同时还将分封制与朝贡体制有机整合在一起，建立“五服制”，即甸服是周天子直接治理的地方，也称王畿；侯服是周天子所分封的诸侯国；宾服是未经周朝军事征服，但当地的氏族部落首领完全臣服于周天子，获得周天子的封爵并紧邻侯服的地方；要服和荒服主要是针对与周朝较远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因此“五服制”下的思维是将整个“天下”都纳入西周王朝疆域之内。在此前提下，再以地缘的远近及关系亲疏钦定不同之策，实施方略上采取以“封建”治华夏，以“朝贡”柔远人。实际上折射出了以华夏族为中心，以华夏文化为主线的统治理念，把“天下”广大土地上的不同民族前所未有地“统领”、“管辖”起来，构筑起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王朝。 　　二、多民族统一中国的成长发育阶段——秦汉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事频仍，中央王室衰微，天下一统的格局由于地方诸侯势力的崛起而被打破，国家体制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从地缘、文化和族群上看，华夏地缘的东西南北中，各部族在经过几百年的深度交流后，以华夏族为主的民族大融合格局已基本完成，这为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族群基础和预留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拥有了东抵辽东，西达陇西，北及大漠，南过五岭的广阔地域疆土，且其疆域内居住着华夏、氐羌、东胡、西戎、北狄、百越、苗蛮等众多种族。面对这些氏族部落的臣属情势，秦朝在确立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