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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监督与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界限标准及其运用 　　内容提要 媒体监督和公民个人隐私权保护，是文化建设、法制建设亟需加强的领域。本文重点分析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矛盾冲突的内在机理，探讨公共利益作为预防和化解矛盾冲突界限标准的具体界定和运用。 　　关键词：媒体监督公众人物隐私权 　　作者倪琦?，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讲师，新闻学硕士。（杭州310018） 　　近年来，媒体的舆论监督权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之间时有矛盾和冲突发生，其中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媒体的监督权之间的冲突显得尤为突出。如何深入分析认识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矛盾冲突的内在机理,科学合理界定并运用好媒体监督权和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界限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媒体监督与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 　　矛盾冲突的内在机理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治理的手段，对公众人物的监督也是题中之意。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媒体监督和个人隐私权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同时从两个方向各自在不断发展着。由于这两种权利的相对性，当他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冲突，这是由他们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一）公众人物及其隐私权界定 　　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任何法律对公众人物给以明确界定。笔者认为，公众人物应该同时具备两个方面特征：一是在一定范围内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二是其言行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一般包括党政领导人、社会活动家、知名企业家、演艺人员和体育明星等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的知名人士。 　　关于隐私权的含义，一些国家法律和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做出了多种不同的表述。王利明、杨立新在《人格权与新闻侵权》给出的定义是：“隐私权是指公民个人和死者所享有的个人信息不被非法获悉和公开、个人生活不受外界非法侵扰、个人私事的决定不受非法干涉的一种独立的人格权。”①笔者认为，这一定义比较全面考虑了隐私权保护的范围，突出了“个人”这一基本特征，但缺憾的是，何为“个人”在定义中还不甚明了。笔者认为这一定义应增加两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明确“个人”的界定，即自然人与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那部分内容，包括私人信息、私人行为和私人空间。二是突出权利法定这一要素，隐私权应是依法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因此，隐私权的含义可以概括为，自然人与他人和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私人行为和私人空间所依法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 　　关于公众人物隐私权问题，因为法律上没有公众人物的明确界定，因此更没有关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界定。一般意义上讲，公众人物是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中的自然人，他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人格缺损，具有完完全全的民事主体资格，也应该享有一般自然人全部的民事权利。但是，按照笔者上述关于隐私权的定义，考察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边界，首先要合理界定哪些属于与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内容。应该说，公众人物个人信息和行为既具有隐私性又具有公益性，当他作为社会的一种形象性代表出现时，他的信息和行为已经不是个人的了。因此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范围也与一般公众隐私权保护不完全相同，应该局限在纯私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那部分内容。 　　（二）媒体监督的价值及其与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冲突 　　作为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介质，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媒体对公众人物信息的合理披露，有助于规范和约束公众人物行为，促使公权力、社会影响力的合理运用。媒体监督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知情权与隐私权恰好相对，因此在现实中媒体监督往往与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产生冲突。 　　一是媒体企业化管理和网络新媒体的趋利性带来的冲突。随着一般时政类报刊社、公益性出版社等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非时政类报刊社、新闻网站转企改制，各类商业网站、博客和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媒体市场化运作的色彩日益浓厚，一些媒体对新闻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使媒体的功利主义色彩越来越浓烈，追逐公众人物尤其是娱乐明星的所谓花边新闻成为媒体竞争的重要手段，媒体的社会公信力价值受到贬损。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倪琦?：媒体监督与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界限标准及其运用 　　二是媒体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容易造成侵权问题。一些媒体从业人员捏造或歪曲事实、在媒体上公开传播谣言，公然贬低他人的人格，损害他人名誉。还有一些媒体记者掌握了公众人物的隐私，以曝光为要挟，获取不正当利益，等等。 　　三是一些媒体受公众人物误导造成矛盾冲突。一些公众人物自身素质不高，功利主义色彩浓厚，在对待新闻媒体时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需要新闻媒体给予足够的关注，以扩大其影响和知名度。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想媒体过多影响其私人生活，给其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一种矛盾心态，给媒体形成误导，把握不当就会形成矛盾纠纷。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