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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立法初探 　　摘 要：安乐死作为一个世界性热门的话题引发了大家广泛的注意，学界对安乐死是否合法的问题存在着争议，赞成或者反对安乐死双方皆有合理依据。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安乐死的问题已经存在无法避免，只有迎面而上寻求解决之道，无视或者躲避，扼杀安乐死问题都是不可取的。本文着重从立法上给出具体建议，希冀能为相关部门在处理安乐死问题上提供依据，这也正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立法建议 　　一、安乐死概念 　　安乐死在古希腊语的表述“Euthanasia”，翻译过来为“美好的死亡”。《布莱克法律辞典》把安乐死定义为：“安乐死是从怜悯出发，把身患不治之症和极端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或做法。”《牛津法律指南》把安乐死称作：“安乐死是在不可救药的病危患者自己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韦伯新国际词典》第三版的定义是：“使患者脱离不治之症的无痛致死的行为。”1985年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中把安乐死称为：“一种为了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终止生命的方式。”[1] 　　虽然安乐死的定义各不相同，但是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这一点达成了共识。它本质上是驾驭消除痛苦的机制和规律，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人工的科学的调节与控制，消除死亡过程中的痛苦，达到安乐而死。安乐死所解决的矛盾，并不是“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死亡的质量与状态的问题。安乐死不是从“生”到“死”的转化，而是将死亡由“痛苦”向“安乐”的转化。 　　二、安乐死合法性争议与立法困境 　　学界对安乐死是否合法的问题存在着争议，赞成或者反对安乐死双方皆有合理依据。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安乐死的问题已经存在无法避免，只有迎面而上寻求解决之道，无视或者躲避，扼杀安乐死问题都是不可取的。抛开双方争议，在安乐死的立法上终究有何困境呢？ 　　任何立法的过程都是一个价值选择与利益衡量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事实判断的过程。安乐死的立法无论是从宪法角度进行架构，还是从具体法律法规进行设计，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要在生命神圣性的宪法基本价值[2]、“死亡权”与“人格尊严权”（一个人可以选择有尊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这三者权利价值中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往往又是两难，法律的具体规定很难从这几种权利中找到一个完美的利益平衡点，既能够保障一个人作为“人”所拥有的基本人权，又能够顾及到宪法保障生命权的基本价值不受到怀疑和损害。 　　无论是现有域外“安乐死”已经明文合法化的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等，还是在司法实践中承认“安乐死”存在一定正当性并赋予当事人选择死亡方式权利的英国、韩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其国内无论是学理界还是普通民众都对“安乐死”存在激烈的争议。在司法实践中承认“安乐死”正当性的国家担心的是法院没有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判例法国家除外），赋予法官过大的司法裁量权，从而有损法律的权威性，并且对此项判决的合法性提出怀疑，更加严重的是司法裁判后的执行由于缺少法律的支撑，容易造成裁判执行困难，医院或者其余执行司法裁判者都不愿意去承担给他人“安乐死”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无论是来自于道德还是法律，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对“安乐死”具以成文法的国家，民众则会担心此项权利被滥用，国家立法实际上表明一个国家的立场与基本价值观，一旦规定在法律上，就会变为法律权利，成为公民自由行使的利益选择。[3] 　　三、安乐死立法建议 　　“安乐死”的实施无论是正式具文实施，还是以其他方式给予承认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现实中“安乐死”法律问题又是亟待解决，因为安乐死不能永远停留于“合法”与“非法”、“法律”与“道德”的灰色地带。而要设计死亡立法体系，需要我们有超越传统的更高理性、披荆斩棘的坚忍不拔、高瞻远瞩的长远眼光。 　　第一、安乐死的立法必须要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实施，无论学理界认为此项规定是否违背立法本有的基本价值。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效力具有最高性，同时对在一国宪法内的任何“人”的活动均为其管辖之内；既然“安乐死”已然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和法律问题，我们当然要把其纳入到宪法的管辖范畴之内，而不能以其违背宪法的基本价值为理由，把其排斥在宪法的立法范围之外，任其“逍遥法外”。但是“安乐死”毕竟是一种宪法保护的最基本的“生命权”的一种限制，我们在立法过程中一定要给予足够的慎重。 　　笔者认为，我们有两种方法从宪法的角度出发对此问题进行解决，第一种方案是对现有宪法的基本权利做出更为宽泛的解释，对“人格尊严权”的解释加以确认，认为人可以在人格尊严收到极为严峻的挑战下，国人可以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并且在其本人不能履行这种权利时，比如陷入昏迷状态而不能好转时候把这种权利赋予自己的亲属；第二种方案是在宪法对基本权利进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