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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事人领取民事诉讼文书行为的思考 　　[摘 要]民事送达是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但并未引起理论界及实务界的重视。司法实践表明，实践中普遍存在当事人主动领取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情形，人民法院将此种情形一律视为直接送达。事实上，这种行为只是当事人协助司法公务的事实行为，并不构成送达。 　　[关键词]当事人领取法律文书；民事诉讼；送达制度 　　送达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诉讼行为，贯穿于民事诉讼过程的始终，像链条一样连接着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这一制度未引起理论界的足够重视，研究尚不够深入；实践中，法院工作人员对送达的认识更是存在显著的误区。本文试图对实践中视为直接送达的当事人主动领取法律文书行为作初步的探讨。 　　一、民事送达的含义及其特点 　　综合各民事诉讼法学教材关于民事送达的表述，民事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从送达立案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程序性文书开始，直到送达民事判决书、调解书或裁定书，甚至强制执行文书，送达贯穿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对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有较大影响。通常认为，民事送达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送达的主体是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人民法院始终是其中的一方主体。送达过程是人民法院将诉讼文书送交全体诉讼参与人的过程，只能由人民法院进行，不包括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向人民法院递交诉讼文书的行为。 　　其次，送达应当依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送达各类法律文书的期限，以及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电子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和公告送达七种送达方式。人民法院在送达时，应当遵守法定的时限，并依照法定的方式进行。 　　最后，送达的内容是将诉讼文书交给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或协助诉讼的案外人签收。送达行为至少由两个要件构成，其一是法院送的行为，其二是诉讼文书到达受送达人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 　　二、直接送达的异化 　　如前所述，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七种送达方式。从法条的规定来看，这七种送达方式并非并列的关系，而是存在一定的优先顺序。原则上，直接送达是最稳妥、最正当的送达方式，诉讼文书应当由法院工作人员直接交给受送达人签收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然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实践中并非如此，直接送达存在较大的异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以邮寄送达取代直接送达。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并于2005年1月1日实施。这一司法解释确立了与直接送达具有同等效力的“法院专递”邮寄送达制度。邮寄送达随之取代直接送达成为最常用的送达方式。这一送达方式极大地缓解了法院人员不足、送达效率不高的状况，但在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制度风险及正当化问题。其二、人民法院在进行司法统计时，将当事人（或其他受送达人，下文统称为“当事人”）主动到人民法院领取法律文书的行为一并计入直接送达。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在实践中普遍存在，包括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形，主动情形是指当事人自行到人民法院领取诉讼文书的行为，被动情形是指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以打电话或其他方式通知当事人后，当事人到法院领取诉讼文书的行为。笔者调研的某基层人民法院2011年8-10月受理的75件民事案件中，有24.35%的案件的前期诉讼文书是当事人接到法院通知后到法院领取的，这一数据基本上就是这些案件中直接送达的全部数据。除这一部分外，这些案件的其他诉讼文书均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首次送达，而直接送达往往作为当事人拒不领取、邮寄送达被退回时的补充送达方式。廖永安教授的调研中，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的情形与笔者获得的数据虽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但也反映出相同的问题。可以说，直接送达的基本送达方式地位已在实践中异化为替代性、补充性送达方式，而本非送达方式的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行为却充当了直接送达的急先锋。 　　三、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行为的本质 　　（一）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的行为并非送达 　　笔者调研涉及多家不同级别的人民法院，所接触的法官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当事人到法院领取诉讼文书的行为存在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这就是直接送达的具体表现。其中，一位资深的法官还对笔者的异议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笔者与法院工作人员之间的分歧在于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的行为是否直接送达。法院工作人员认为，这种“送达”的方式同样是法官面对面地将诉讼文书交给受送达人签收，效果与直接送达没有任何差异，只是客观表现上存在动作主体的些微差异。笔者认为，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属于直接送达，首先应当判断其是否属于送达，而送达的判断标准应当是理论界对送达概念形成的共识。从理论界对民事送达基本含义和特征的表述来看，送达的主体是人民法院，送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