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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的思考 　　[摘 要]目前，量刑建议制度的有关探索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良好的反馈，实施量刑建议制度已是大势所趋，潮流所指，量刑建议制度应当借检察改革之洪流被明正言顺地推上司法舞台。 　　[关键词]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程序；规范化 　　案例对比一：许霆案件法院第一次审判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在发回重审后，法院又以同一事实改判其5年有期徒刑。而云南省的何鹏因ATM机失控，查询未果输入取款100元的指令，ATM机如数出款，何鹏连续取出4300元人民币，后又在其他7台ATM机连续取款215次，共取42.97万元，被判无期徒刑。 　　案例对比二：上海市一名妇女不堪忍受吸毒丈夫的殴打，在与丈夫的搏斗中用尖刀将其丈夫刺死，被判决有期徒刑14年；另一起杀夫案发生在内蒙古包头市，一名妇女冲着对其施暴的丈夫连捅几刀，致使其当场死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案例对比三：在厦门远华走私案中，厦门海关副关长接培勇因犯受贿罪和放纵走私罪，其受贿17.6万元，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而中国光大集团原董事长朱小华，法院认定其受贿405.9万元，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两个案件的被告人受贿数额相差23倍，量刑却是相同的。 　　以上三个案例的犯罪事实基本相同而量刑存在如此大的差别，这种量刑轻重不一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以至于引发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怀疑。量刑，是指人民法院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以及刑事责任的轻重，在定罪的基础上，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刑度及所判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刑事审判活动。[1]量刑是否公正是衡量刑事司法是否公正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量刑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不同时期法院对性质基本相同而事实基本一致的案件出现了量刑上的较大落差或者不均衡，这种量刑不一的情形不仅导致了部分案件量刑不公正、不平衡，还易发生“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的现象，影响了我国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所以当前如何在刑事程序上确保量刑公正，已成为理论界、司法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在实践和理论界都引起了不少的关注，量刑建议作为规范化量刑程序的必要组成要素，作为一项逐渐推广的改革措施，面对这种一派繁荣的改革走向，笔者将从目前量刑程序存在的现状以及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本身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 　　一、目前我国量刑程序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区分定罪和量刑程序，对定罪和量刑问题在法庭审判中一并解决，在法庭调查阶段，对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同时进行举证、质证，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就可以就定罪和量刑问题同时进行辩论，在评议和表决中对定罪和量刑问题同时作出裁判。这就是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量刑程序的现状，这种规定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缺乏量刑程序的显明规定及量刑的专门审理过程 　　《刑事诉讼法》关于量刑程序的规定有两个缺陷：一是程序设计中没有关于量刑的显明规定，二是法庭审理中没有就量刑问题进行专门的审理。事实上，量刑几乎成为法官的独有工作，导致控辩双方无法知晓量刑结论的产生过程，对量刑结果难明就里。 　　（二）公诉方对量刑的参与度有限、影响力较小 　　目前公诉方对量刑的参与主要通过在起诉书、公诉词以及答辩意见中提出量刑方面的意见，参与度有限。公诉人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提出一定的刑罚幅度，而我国刑法规定的刑罚跨度较大，对法官量刑几乎不产生影响力。 　　（三）辩方对无罪辩护的案件可能失去量刑辩护的机会 　　由于我国的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是合二为一的，因此辩护方要是作无罪辩护，则可能失去量刑辩护的机会。但若是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阶段出示从轻、减轻等涉及量刑方面的证据，有可能使法官形成有罪的心证。 　　（四）缺乏被害人对量刑产生影响的程序及权利规定 　　被害人作为刑事犯罪的被侵害者，大都十分关注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但《刑事诉讼法》没有被害人对量刑产生影响的程序及权利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缺乏明确的通知被害人出庭的规定，因此有的法院开庭时不通知被害人到庭，这样他就无法发表对被告人的量刑意见继而对量刑产生影响。 　　（五）法院判决书关于量刑的理由陈述不充分 　　判决书陈述量刑理由是量刑公开的重要形式，它是公众评判量刑是否公正的平台，这有利于防止法官滥用量刑权。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重定罪，轻量刑，判决书对量刑理由的陈述过于粗糙，缺乏充分的论证。有时根本就没有对量刑结果进行论证，这容易引起人们对法院量刑公正性的怀疑。 　　（六）缺乏控辩双方对量刑意见交锋的专门程序，导致法官对量刑的适用受限制小、自由裁量权过大 　　不少人觉得控辩双方对量刑没有很多可以发表的意见，无非是提出具有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