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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善恶分类研究 　　摘 要：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具有典型的地方性、民族性特征并且还在不断地流变，对民族地区国家统一的法治建设进程有着推动或阻碍的作用。因此，按照法之正义与公平的精神对其做出善恶的分类，是民族地区进行国家统一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和前提条件。 　　关键词：少数民族习惯法；良性；中性；恶性；法治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136-02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规制、指引少数民族族群行为规则的“活”法，在维护民间微观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但这些建立在旧有经济基础之上的习惯法中存在大量的恶性或中性习惯法，与历史发展潮流并不一致，同时还对国家法治建设与进步起较大的阻碍作用，必须予以改造。因此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中首先要按现代法之公平与正义的精神对习惯法的善恶加以识别，以实现对良性习惯法的国家法吸纳、对中性习惯法的国家法制化归引、对恶性习惯法的国家法禁止，以下按此标准对其分类做出论述。 　　一、良性习惯法 　　即与国家的根本制度、社会的公共利益及现代法治理念相吻合，能较好地体现法之正义与公平的习惯法。这类习惯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保护生态环境的习惯法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现代法治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存在许多保护自然环境的习惯法。比如世居在青藏高原的藏族部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般不捕杀野生动物，且有“放生”的习惯，并通过“轮牧”习惯，对草原生态予以保护，以促进牧业良性发展；又如在四川羌族习惯法中，仍然存在对神林神山的禁忌，也很好地保护了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的原始性、多样性。这些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环境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制度一致，应属于良性的习惯法。因此，在少数民族地方的自治立法上，应当充分吸收或认可这些习惯法；在执法司法上，要充分尊重和参考少数民族环境保护的习惯法，实现其与国家法双向保护生态环境的格局。 　　（二）以“社会本位”为价值追求，崇尚和为贵的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一般是在以族群社会整体利益为价值追求的前提下，对族群人员私主体的私权予以肯定和保护，从而实现族群社会的安定有序。比如回族、撒拉族涉及债权债务纠纷时常用的“给口唤”（“口唤”为回族穆斯林经堂语，这里为“准许”的含义），同时还有制裁处罚盗贼、杀人、伤害、抢劫、强奸等行为的习惯法，以保护私人财产权和人身权；又如居于我国中南部鄂、湘、粤、桂、滇、黔及四川的苗族青年男女通过“游方”（苗语音译）、“跳月”，湖北恩施土家族通过“女儿会”，云南的黎族则通过“放寮”（男女幽会之意），佤族通过“串姑娘”等习惯法谈情说爱，选择配偶，以保护青年的交往和恋爱自由。当有人违反族群习惯法而产生矛盾纠纷时，传统习惯法通常是站在族群本位“和”为贵理念的指导下采取“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保持本民族成员间的团结。我们在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量田野调查时发现，在许多部落村寨里，基本上没有发生盗窃、抢劫、杀人等事件，族群社会相对稳定。究其原委，既有国家法的规制指引，又有乡规民约及习惯法的调整，尤其是习惯法的民间信仰，深刻影响族群人员的思想并规范人们的行为。这为少数民族族群习惯法的国家法制化，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三）以族群和谐为目的的孝为上、邻为友的团结互助习惯法 　　许多少数民族族群都有尊敬赡养老人、救助孤寡、扶贫济困、生产生活互帮互助的习惯法。如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彝族家支成员在婚丧、天灾人祸、生活扶助及生产劳动上的互助习惯，哪家有喜事、丧事需要帮忙，都会不请自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即使两家平时有矛盾也不例外。这种以孝为上、以邻为友、生产生活互助的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十分宝贵的社会资源。因此，在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法治化进程中，国家应当因势利导，把这些良性习惯法进行引导和提升，发掘其在共同体精神上的价值，从而对和谐社会建设起到填补与完善作用。 　　二、中性习惯法 　　中性习惯法是指与国家的根本制度、社会的公共利益不发生冲突，但现代法治理念并不倡导，又在少数民族地区群体中广泛存在的习惯法。这类习惯法主要以少数民族习风习俗的形式呈现，并与不同族群生活的地域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有较大的关系。 　　少数民族的习风习俗主要表现在平时生活中的衣饰、饮食、居住、生产、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广泛流传的喜好、风气、崇尚和禁忌。简析这些习风习俗，大多产生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禁忌，其社会土壤环境是单一族群结构，简单的生产方式及原始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这些习惯法在维护族群内部秩序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民族心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通过西部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