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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病有药可医 　　城市化也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是一个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业地域转化为非农业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是中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为此，本刊记者特邀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蔡继明对我国城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接受大城市化 　　每年春节始末，一场上亿人口规模的往返大迁徙就会在中国航空、铁路、公路等所有交通形式中上演。2008年，一场异常大雪覆盖了中国南方，超过2亿旅客受困于火车站、航空站和公路上。这场空前规模的交通中断震惊了世界，自此中国城市化进程成为了世界关注的话题。 　　这类新闻——尤其是似乎暴露新近城市化经济体脆弱性的任何新闻——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心惊胆战。过去30年，世界的城市人口从16亿增长到33亿；未来30年，发展中世界的城市将增加20多亿人口。但许多政府已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应付规模如此巨大的城市化；一些政府的结论是应该放慢城市化进程，以尽可能缓和社会剧变。在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中，反城市化的偏见主义和冷静分析各占一半。 　　思潮的动荡也蔓延到国内。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是不是过快了，到底是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镇，一直众说不一。蔡继明教授通过比较小城镇战略和大城市战略的利弊，以及国家城市化战略选择的演变，最终对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做出分析——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应优先发展大城市；转变空间城市化为主为人口城市化为主。 　　蔡继明教授进一步阐述道，所谓优先发展大城市，并非完全排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而是强调以发展大城市为主，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辅。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显然，所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也并非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同步发展或平行发展。根据人口、土地、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地位和比重一定是有高低大小之分的。 　　大力发展小城镇，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适应“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模式而采取的战略。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已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农村工业化已转向城市工业化，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也应适时转变成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大城市和密集的城市群至今仍然是信息化的主要载体，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础；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大量吸纳就业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解决就业压力的主要途径，而现代服务业需要人口的高度密集才能作为产业经营盈利，因此大城市能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更能集约和节约使用土地、更易于控制和减少污染，更有利于我国耕地集约化经营。基于以上从城市的经济功能、吸纳就业的能力、控制污染的功能和占用耕地的数量所做的分析，大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优越于大中小并重战略，更优越于小城镇优先发展战略。 　　城市化应以人为本 　　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一个更现代化的经济状态。数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因为重视速度轻视平衡而广受批评，其经济发展状态一直持续增长但缺乏考虑，迅猛向前但危机四伏。 　　但蔡继明教授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过快的批评有不同的见解：增长还不够快。这个不够快主要是指人口城市化。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在空间的扩展速度，远远高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快速的发展使得渔村变为工业区，工业区又成了金融中心，但这样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过重的投资比重压缩了消费的增长，重工业又使得服务业难以发展，这就好像是说制造产品比服务于人更加重要。 　　从城镇与农村人均建设用地增加幅度的比较，和城市与县城、建制镇人均建设用地增加幅度的比较，及相关国际比较中，我们都可以判定：我国空间城市化已经过快，人口城市化相对滞后严重，二者之间确实呈现了比较严重的非协调发展。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发展态势，在2030年70%的人口城镇率的目标下，我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需增加约11万平方公里。显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从地方政府的成本收益角度可以发现，地方政府推动空间城市化的动力很大，而在人口城市化方面则几乎没有动力。究其根源，则在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财政制度和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因而，推进我国人口城镇与空间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上述制度，从而调整地方政府的相关行为。 　　中国正在适应现代的发展模式，变得更像一个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