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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律法 　　中国帝制时代的律法及其实施具有怎样的特征？这其实是一个长久的话题。早在20世纪初，德国法学家韦伯就以“实质不理性”来予以描述，以区别于现代西方“形式理性”的法律。“实质不理性”表现为司法中追求实质的公道，在这一过程中伦理教化的色彩过浓；法规不够完备，尤其是对司法程序本身重视不够；法官本身获得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司法因此而具有不可预计性；皇权和行政对于司法干扰过多，法律和司法缺乏独立的特征。20世纪40年代，作者丁易为反对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专制，著《明代特务政治》一书，对明代专制皇权干扰司法的行径多有描述和渲染，指出明代由皇帝或者通过宦官直接控制的诏狱、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等机构在侦缉和审讯中无视法律，极其嚣张。这为韦伯的理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当然，韦伯的说法也受到中西方学者的质疑，认为这是一种基于欧洲中心论的，对中国传统律法体系和司法传统的误读。本文简单描述明代律法的修订与落实，以以上的理论讨论为背景。 　　法外用刑与《大明律》的修订 　　有明一代，《大明律》是根本大法。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花费三十年时间修订完成。朱元璋修订《大明律》的过程显得有些矛盾。朱元璋显然非常重视法律。在大明皇朝正式建立之前一年的十月，他就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开始《大明律》的修订工作。新年，大明朝建立，年号洪武。洪武元年正月就有《大明律》正式颁行天下。但是朱元璋对这一版的《大明律》并不满意。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他不断地组织官员对《大明律》进行修改。他自己也对律法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他和刑部的官员一起学习《唐律》，和修订《大明律》的大臣一起，对律文进行仔细的推敲。据说每一条律文拟定，他都让臣下挂在墙上，几经斟酌，感觉妥当之后再写入《大明律》内。明代中后期，天下官员多说《大明律》难学难懂，有一位叫唐枢的官员就让大家学习太祖朱元璋，说太祖皇帝当年就是用心来学习律意，设置律条的，天下官吏如果能和太祖一样用心，又怎么会有这样的抱怨呢？总之，朱元璋本人对于律法的修订是尽心尽力。几次三番修改之后，直到洪武三十年，也就是朱元璋去世的前一年，他总算认为《大明律》已经达到精良的程度，宣布《大明律》最后修订成功，颁行天下。 　　但是，一方面是对法律精益求精的追求；另一方面，朱元璋统治的洪武朝却充斥着法外用刑。也就是说，朱元璋如此重视律法，但在他自己却并不依据《大明律》来进行司法。知道朱元璋的人可能都了解，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以法外用刑，而且是用酷刑著名的。苏州的姚叔闰和王愕，被朱元璋知道有才，被征入朝廷做官，这两个人不想去，结果不仅本人被杀了头，全家都被抄没。朝廷的御史，因为处事不公，被“墨面纹身，挑筋去指”。洪武朝著名的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中牵连人数之多，用刑之惨烈更为令人瞩目。时人记载，洪武朝甚至有“剥皮实草”、“铲头会”等匪夷所思的酷刑。而且朱元璋对这些法外用刑和酷刑的行用并不隐晦。他甚至将这些案例汇编成册，以《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逆臣录》等颁行天下，周知官吏百姓。 　　这样的矛盾行为该如何解释呢？朱元璋自有分说。首先，他说明自己也并不愿意法外用刑，酷刑天下。他这么做，实在是迫不得已。天下初定，乱臣贼子多，作奸犯科者多，所以一方面以严刑酷法进行惩治，另一方面也需要以严刑酷法的行用警示天下。其次，他认为自己作为开国之君，经历丰富，人情练达，所以在严刑酷法的使用中能够掌握分寸，不至冤滥天下。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即使法外用刑，也可以保证公平和公正。他修订《大明律》的目的不是为他洪武朝的统治，而是为他的子孙后代的统治做安排。他认为后代的皇帝都将从深宫之中长成，对于天下大事的了解不足，对人情世故的掌握不够，在阅历上和能力上都无法和自己比较。这样的皇帝如果法外用刑，行用严刑酷法就比较危险。此外，这样的皇帝也不具备修订精良法律的能力。朱元璋说，古代以来，制订法律的人，都是朝代的建立者。这是因为每个朝代的开创者看的人多，经的事多，对于法律的理解就更为深刻。因此，他用三十年时间修订一部《大明律》，为后世准备一部“永久之法”，是为后代的皇帝尽自己的责任。 　　基于以上的原因，洪武三十年《大明律》正式颁布之时，朱元璋宣布取消一切严刑酷法，规定后代皇帝以新定《大明律》为依据行事。他还明确规定后代不准修改法律，如果有大臣建议修改《大明律》的，要坐以“变乱祖制之罪。”最后修订的《大明律》总计460条，先列“名例”各条，作为总则，之后按照国家行政规制，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进行分类，分别有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和工律。有明一代两百多年，《大明律》没有任何改动。 　　条例的出现和汇编 　　《大明律》虽然精良，以一个一成不变的法律来治理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仍是件难事。《大明律》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差距也日渐明显：情重律轻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