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与纸扎.docVIP

殡葬与纸扎 　　一 　　在现代民间工艺美术的研究中，学者们将民间纸扎视为一种艺术，并认为对其成品的理解应从广义和狭义的两个层面予以阐释：广义的纸扎指一切以纸为原料制作的工艺美术品，包括风筝、剪纸、灯笼、纸马、丧葬用品等；狭义的纸扎则专指丧葬所用的纸制物。“在1956年4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并且在‘自愿死后遗体火化’的倡议书上签名，从而揭开了我国以火葬为主要内容的殡葬改革的序幕。”（唐云红：《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殡葬改革》，《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由此进而形成从国家到地方多级并进的“殡改”运动，并且出台了《殡葬管理条例》，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促进殡葬改革。据笔者对江苏省沛县大屯镇蔡氏纸扎工艺生存状况的调查可知，1949～1976年是蔡氏纸扎工艺最为低落的时期，由于政府部门大力倡导破除包括丧葬纸扎在内的多种迷信行为，蔡氏纸扎工艺几近消失；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末，蔡氏纸扎的制作渐趋复兴，但殡葬改革的力度并未减弱，在这二十来年中他们多次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查处；新世纪是蔡氏纸扎工艺的中兴时期，虽然没有政府部门的查处，但他们也根据殡葬改革的规定在民政部门办理了营业执照，可见他们对这种政策依然保有戒心。现在的蔡氏纸扎工艺已历经六代，延续150余年。从人民生活的习俗看，纸扎并没有消亡的危险，但从政策的强制性看，纸扎随时都有可能淹没于历史的大潮中。 　　尽管政策在持续，可民众对待逝者的态度依然淳朴，这也许正是纸扎工艺得以生存的关键因素之一。虽然有种说法“上导之则为风，下习之则为俗”，可移风易俗并非一个政策就能独立实现。民俗的生成，是一个长久积存的结果，它是人们行为习惯在时间长河中形成的规范，并在一个群体中约定俗成，习俗惯制不仅表现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上，更是人们内在心理倾向的表达，所以丧葬中的纸扎运用，不仅是一种习俗规范，它所体现的更是人们以外在形式表达内在心理的一种方法。因此在历史文化的积淀中，追思逝者的传统思维便成为纸扎用途的最终决定者。在笔者的调查中，蔡可伟老人就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国家对纸扎等丧葬用品的定性和查处，他们一度想弃手艺而务农，但附近村落的乡民却给予极大的支持，并说：“不要在店里扎，回家扎呀，我们晚上来取。我们又不举报，别人也不知道。”而这种行为正体现了以下四种思维模式：1.万物有灵观念的彼岸世界。纸扎则是生者“按照现实世界的模样为死者准备各种各样通向彼岸世界或在那里生活所用的东西，如灵棚、灵位、纸钱、纸扎房子等”。2.为人孝子的儒家传统教诲。纸扎对先考（妣）现实生活的再建构则是普通百姓模仿达官贵人实物陪葬的最佳途径。3.邻里亲情关注的情感难违。“对中国人来讲，孝不仅是父母生前、死后应当做到的道德项目，同时也是判断一个人道德性的关键性标准。”中国人最忌讳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而一个人孝顺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他在一个集群中是否能够正常地生存，因此不论丧家有多么穷困，都会以自己所能承受的最大经济压力为死者举办葬礼，而纸扎则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4.财富、地位、家族的炫耀。传统社会的纸扎制作与运用并未受政策限制的影响，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替，以及国际文化的交流，诸如殡葬改革的法律法规应运而生，而其标榜的终极目标则是“改革旧的殡葬礼俗”，“破除看风水、选坟地、搭灵棚、摆路祭、出大殡、打幡摔盆、烧香化纸、收送挽幛等迷信和铺张浪费现象”，并“大力提倡文明、俭朴、节约办丧事的殡葬礼俗”。虽然国家政策已然出台，但民众的精神寄托却与之形成显著的悖论，以致这种具有层级结构的“殡改”法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纸空文。正因如此，纸扎的制作也只能在两者的夹缝中生存。 　　二 　　从国家《殡葬管理条例》到市县殡葬管理办法，无一不对纸扎等丧葬“迷信”物品的使用予以严格的禁令，并对违反者做出严厉的处罚。尽管法律法规对纸扎等丧葬用品的禁止是严苛的，但在条文中却出现了关于生产、销售等的审批规定，且审批的范畴亦未严明，因此纸扎等丧葬用品在制作与销售中得以有宽松的空间。如果国家欲对丧葬中所谓的“迷信”行为予以坚决的“移风易俗”，以达到殡改的终极目标，那么此类模棱两可的规定怎能出现于政府的法律法规之中？如2000年6月颁布的《江苏省殡葬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竟然出现“因特殊需要制作的棺材、遗体包装物等应当在民政部门指定的场所生产和销售”。而何谓“特殊需要”，谁可享受“特殊需要”，亦未在条文中予以明显标示，这不能不让人们钻空子。究其原因，在笔者看来只能是：政府充分考虑到民众的思想正处于转型阶段，想通过循序渐进的办法，以某一条文作为突破口给民众的心理以喘息。进入新世纪（甚或更早），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在全球化大舞台中进行角逐的中坚力量，而再次被发掘的传统文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