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历史风云人物相遇的因缘.docVIP

母亲与历史风云人物相遇的因缘 　　我的母亲吕迪华，湖南益阳人，1904年出生于官宦家庭。母亲姐弟五人，她虽排行老大，却被外公视为掌上明珠。母亲性格豁达开朗且言谈幽默，助人为乐。1921年母亲和父亲黎叔平（曾任宋子文秘书）结婚，之后陆续生下了我们六个孩子。等我们稍稍长大母亲便参加工作，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海运管理局（原中国招商局）退休。 　　母亲就读于长沙福湘女子中学时有幸认识了杨开慧、李淑一，其后一直和李淑一保持联系。我的外公吕?筹（曾任湖南督军署秘书长等职）与谭延?为世交，两人曾共事廿年。外公在事业上辅佐谭延?，生活中也情如手足。吕、谭两家随着公务变动而辗转南北。谭公在广州孙中山大本营任秘书长时，外公随行，母亲也因此有机会在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见过毛泽东、李富春和蔡畅等人。谭延?是民国元老又是著名书法家。因与谭家特殊关系，母亲获得谭氏所写完整的大字帖《麻姑仙坛记》。作为一个极其普通的职业妇女，却与好几位历史人物相遇相交，又得到一件珍贵的礼物――书法作品，即便有家庭和偶然的因素，却也不得不说是一生中难得的机缘。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见到毛泽东 　　谭延?从政以来始终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徘徊，1922年正值三次督湘后无所事事寓居沪上。此时孙中山因陈炯明事件离开广州去了上海。他得知孙大总统驾到便亲自到码头迎接。两人在上海数周内“过从几无虚日”，常谈到深夜，加深了彼此了解。此后谭氏开始认识到“革命领袖，非孙公莫属”。谭延?从此立志追随孙中山，并变卖家产支援孙氏以表决心。1923年孙中山任命谭公为大本营大元帅府秘书长，之后又任北伐湘军总司令等要职。外公则从未离谭公左右，辅车相依。于是谭公和外公全家此时迁至广州。母亲也就跟着来到当时的革命圣地广州，一直到1926年。这年也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举办最后一届学习班之时。讲习所由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主办，由中国共产党负责安排每一届主讲人。这一届学习班主任及主讲正好是毛泽东。那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作为国民党党员的外公以旁听生身份去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讲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同时也带着好学的母亲一起去。因此母亲也就有机会能近距离见到一袭青布长衫，一口湖南乡音的青年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虽初露头角，还没有成为名声显赫的风云人物。此前母亲已知道毛泽东是校友杨开慧的丈夫，因而倒有些像熟人相遇的感觉。 　　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关系比较微妙，虽各有自己革命主张，却都在孙中山名义下进行革命工作，有时甚至“不以主义分左右，而因乡音常聚首”。李富春、蔡畅就经常是外公家的座上客。李富春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蔡畅则是中共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两位湖南老乡和外公谈得非常投机。母亲就读于长沙周南小学时，蔡畅曾任该校体育教员，因此母亲在旁也时而和蔡畅老师说上几句，并对他们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忧患感到钦佩。 　　在福湘女子中学与杨开慧相遇 　　母亲是在念中学时认识杨开慧的。外公是位开明的旧知识分子，曾赴日本进行考察，回国后便把子女送进教会学校。母亲就读福湘女子中学时结识了杨开慧、李淑一和蒋英。杨开慧是1920年进入福湘补习班。她们都是寄宿生，晚饭后大家会在操场上散散步，杨开慧便利用这种机会经常向同学们介绍国内政治形势，大家感到很新鲜，觉得杨开慧懂得很多外面的事，同学们都非常佩服她。李淑一与杨开慧两家是世交，杨开慧还将柳直荀介绍给李淑一，最后成婚。蒋英更是和杨开慧一道向校方力争学生参加游行的权利。母亲当时虽然没有参加那些活动，毕业后却和李淑一、蒋英一直保持联系。蒋英后来成为一名医生在上海工作。李淑一于1977年曾来上海看望母亲。这是她们分别数十年后的重逢，大家都非常激动。李淑一将亲笔书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条幅赠送给母亲。母亲则将习字多年的外孙所写的书法作品送给李淑一。此时母亲又突然想起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他是母亲当年福湘女中的国文教员。在民国成立十一周年时，李老先生把他感慨时局的混乱而写下的一首词（见附注）念给母亲班上学生们听（母亲对古诗词特别感兴趣，她在耄耋之年仍然能背诵许多唐宋诗词）。几十年来她一直记住这首词，此时正好给李淑一朗读。李淑一听了她以前未曾见过的这首父亲所写的词，非常高兴。这次聚会成了以诗书会友，她们度过一次很是欢快的时光。为此李淑一即兴赋诗两首登在《文汇报》上。此后我和李淑一之子柳晓昂兄也有书信往来，把母亲们的友谊传承下去（晓昂兄已于2001年去世）。 　　母亲回忆起曾经的这些经历，虽然作为普通人来说大概很少有过，但她认为这不过是个人生活中的一件非常幸运而又有纪念意义的事。除了和我们子女偶尔说起，与外人几乎从未谈及。 　　母亲获得谭延?墨宝 　　母亲结婚比较早，婚后又有养育子女的重任在身，因此，上学断断续续。不过，她总会抓住时机或是上业余学校或是自学，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她酷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