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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公众舆论影响量刑的原因及对策 　　摘 要：公众舆论对量刑的影响是当前我国司法领域令人困惑的话题之一。随着传媒深度介入刑事司法，“民愤”得到激化和渲染，媒体审判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在我国，公众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是定罪量刑的考量因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成为检察机关以民愤极大作为建议死刑判决的理由之一。法院一直提倡办案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而判决是否反映民意就是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的直接体现。但是顺应民意、平息民愤的刑事审判是否就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这个问题是大可值得商榷的。本文拟以实际案例为视角对公众舆论影响量刑的现状和原因进行探讨性研究。 　　关键词：公众舆论 量刑平衡 防控影响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2-0089-02 　　在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公众舆论对司法判决的关注日益增强。司法地位的提高，使得公众感知量刑对其生活产生巨大的、潜在的影响的感受越发真切，因而越来越广泛的知识群体表达意见的愿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在增强，媒体特别是影视传媒和互联网的发达更是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由此，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一方面因为舆论监督的凛然行使而曝光于公众眼前，从而引发社会大众对其的谴责，即形成无形的压力于违反者身上，发挥了促使其遵守社会规范的作用，营造出了公众接受的司法公正的社会氛围。但另一方面，公众舆论与司法独立在某种层面上，因为各自的机制缺失导致了互为对立的关系存在，公众、传媒不适当的舆论炒作令司法独立运行的过程变得扭曲、艰难，干扰了司法的量刑平衡，给司法独立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一、媒体报道使“法”深陷“情”中 　　1.邓玉娇案 　　2009年5月10日晚，湖北省巴东县3名官员在对洗脚妹邓玉娇进行骚扰挑衅，邓玉娇用水果刀刺向两人，其中一人被刺伤喉部、胸部，经抢救无效死亡。邓玉娇当即拨打110报警。次日，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对邓玉娇采取强制措施。[1]“官员”、“特殊服务”、“民女”，当整个案件始末报道出现越来越多的引人注目的关键词，众人对其案的关注度也随即日益增加。有网友甚至为邓玉娇挂上“巴东烈女”的名号。受害者之死非但没有招来公众对他的同情，反而引起大众对其的很多疑问，人们追问、不平，谴责受害官员贪污腐败，拿着公款吃喝玩乐。[2] 　　本案的争执焦点在于邓玉娇是否被性侵犯，从而认定其行为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邓玉娇声言被性侵犯，但这仅仅是嫌疑人的陈述，必须有证据证明邓贵大等人当时确实正在对邓玉娇进行性侵犯。法律事实只有经合法证据证明的事实才能成立，进而可以作为司法裁断的基础。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如果没有证据即便是客观发生的事实，将推定没有发生。而公众仅仅根据邓女及其律师所声言的事实或者警方通报的事实，全然没有证据作论断基础作出定论，实为道德判断而不具有法律意义。 　　2.许霆案 　　2007年11月20日，广州中院对许霆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该一审判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法学界接连召开多次研讨会，媒体对许霆表示高度一致的同情。许霆提起上诉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对许霆案再次作出了一审判决，宣告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两万，追讨其取出的173826元。从无期徒刑到五年有期徒刑的巨变，不禁要引起人们的疑问，由于舆论质疑产生的压力作用于量刑裁判而引起这么大的量刑变更，在以后类似案件中效仿其术是否也就能“起死回生”？而在本案中显现出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利过大的弊端是否应该得到有效制约？ 　　二、公众舆论影响量刑的原因探究 　　1.审判机制存在缺陷 　　从我国的审判机制看，审判分离已经成为程序惯例，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并且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定罪量刑，造成审判过程透明度不高。而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更使公开审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分割。司法实践中，公开审判还是停滞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宣判结果的公开”，即实行“半公开”制度，所有的改革措施从不敢涉及合议庭合议这块敏感之地。而许多法院进行“庭后问卷”，更使公开审判流于形式。[3] 　　许多案件在实体处刑上往往不失平衡，但在裁判文书的量刑理由叙述中却极其简单，尤其体现于对一些酌定情节的考量，通常所用的叙述语言是“鉴于被告人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其他案件实际情况，本院作出如下判决。”等等。这种笼统的表述会使公众对量刑平衡与公正产生怀疑，更给舆论于情绪激昂的导火索。 　　2.舆论监督行使不当 　　以义愤和呼声出现的“民愤”，是“社会公众以公序良俗为依据、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一种道德判断”。[4]大多数民众发出的愤慨之声和正义之号，就是仅仅源于这种朴素而单纯的正义追求理念。而这种朴素的理想和不理智的冲动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不足以保持规范的稳定性。 　　受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