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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北京疾疫应对新变化 　　摘 要：清末民初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京师在疾疫应对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体现在设置专职管理机构、建立疾疫应对医疗机构、实行科学防疫新举措等方面，对近代公共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起着示范和导引作用。 　　关键词：疾疫应对；行政管理；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174-02 　　疾疫是对流行性传染病的统称。关于北京疾疫史，尹钧科、于德源的《北京历史上的瘟疫及其经验教训》（《天津科技》2003年第3期）、寒菊辑录的《清代北京地区瘟疫流行情况》（《中国档案报》2003年5月19日）等文章进行了相关论述。本文拟对特定时期政府疾疫应对情况进行探讨，以期折射中国传统社会迈向近代化的探索历程。 　　第一，设专职机构加强防疫管理事务。 　　清末以前并无专门的疾疫应对管理机构。疾疫发生后，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承担救灾事务。同治元年（1862）京师内外时疫传染，清政府拨款银二千五百两，由司坊官负责办理，巡城御史定期稽查，以防胥役作弊[1]（卷三十三，同治元年七月庚寅）。太医院有时也参与京师防疫管理工作。同治六年（1867）京城时疫流行，清政府下旨太医院开方，发给五城散放[2]（卷一百九十六，同治六年二月壬辰）。清末以前应对疾疫的部门很多，但都不是专门的负责机构。 　　清末京师管理卫生防疫事务专职机构的出现与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据《东方杂志》转载《卫生论》一文提出，卫生学与国家进步相关，“其国度愈文明，民族贵重，则卫生之法益精密；反是之，国必弱，民必劣。……小之一身一家，受疾疫呻吟之苦；大之全国全种，蹈天演销减之惨。”[2]清末卫生管理机构最初是巡警行政系统的组成部分。庚子事变后，清政府颁布变法上谕，实施新政，官制改革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光绪三十一年（1905）10月8日设巡警部。巡警部设警政司、警法司、警保司、警学司和警务司等五司。警保司下设五科，即保安科、卫生科、工程科、营业科和课程科。巡警部更名民政部后，仍设五司，除原警政司外，改设民治、疆里、营缮、卫生诸司。卫生科升为卫生司，负责“检医防疫，建置病院”等事，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二人。六、七品医官各一人[3]（卷一一九）。这样，卫生司成为清末中央医政机构。 　　卫生处为清末京师医政机构。光绪三十一年（1905）底，巡警部奏请将京师内外工巡局改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设三处十八股。三处即总务处、警务处和卫生处。其中，卫生处“领以佥事”，办理卫生，下设清道、医学、医务、防疫四股，负责清道、防疫、考核医院、稽查工场卫生等事宜。宣统二年（1901），民政部借鉴国际经验，经中央各部及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等部门商定成立卫生会，派遣通晓西医人员莅会讨论，按法施行[4]253-254。 　　第二，疾疫应对医疗机构的建立。 　　太医院不仅是医疗行政管理机构，也是医疗机构，但服务对象主要是皇室成员，京师疾疫流行时期，有时也会参与疾疫应对，但均为临时派遣，事毕即行撤回。清末以前，北京地区并无为普通百姓治病的常设机构。清初顺治十一年（1654）于景山东门外筑房三间，命官施药。康熙时期增厂，五十四年（1715）停。“光绪间，因疾疫流行，时复一设”[4]253。 　　北京地区最早的近代公立医院是内、外城官医院，光绪三十四年（1908）民政部奏设，于宣统元年（1909）二月交内外城巡警总厅管理，八月两厅会订章程。在《内外城官医院章程》总纲中提出“本院系民政部奏请设立，纯属官立性质”。所有来院诊治者，只需交纳个人饭费，其余概不收费。该院服务对象较为广泛，包括普通民众，海陆军军官兵士、学堂学生、病伤急切者和巡警人员等，体现出近代医疗资源的公平性。内外城官医院在行政设置及就医流程方面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官医院设总理一人，管理院中一切事务，所有院中人员均受其指挥监督，由厅卫生处佥事兼任；管理员一人，秉承总理管理本院一切事务，由厅员兼任；稽查员二人，稽查本院一切事务，兼任庶务、文牍等事，厅员兼任；医长二人，负责考核医官、看护生、司药工及诊治等事。医官八人，负责诊治病人。自医官以下设看护生十人，司药六人，司书六人，药工八人。其中，看护生协助医长、医官看护来院病人及留院病人等事。司药管理药品收发及保存等事。司书专司缮写。药工负责配置药品及药房发药等事。值得一提的是，医院专设传染病室，并与其他房屋相隔离。就诊流程方面规定，凡来院患者，需先去挂号处挂号，领取号牌，分别男女入候诊室，依次按号就诊，不许搀越抢先。为维护良好的环境卫生，《章程》规定，住院病人除病伤不能沐浴剃发外，必须沐浴剃发后才能住进病房[5]103。北京地区教会医院的创办及清末教育体系的改变，扩大了西医在疾疫应对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