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畿辅效应：天津城市发展的地缘政治散论 　　地缘作为地理学中的常用概念，一般是指以地理位置为联结纽带，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产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人际等关系。地缘研究随着不同学科的发展衍生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明等不同领域，探讨上述各方面之间的时空关系、空间布局，以及运行机制、轨迹和模式。 　　在阐述天津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时，通常归结为河海交汇和腹地广阔，这实际上就是地理学中地缘学的表述。同时，天津近邻首都北京这样的地缘关系所延伸出来的政治因素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影响，在世界各大城市中极为罕见。这是因为，世界上像天津与北京这样的区域双核城市可谓凤毛麟角，即便是与之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南京和上海，其发展路径和模式也大相径庭。因此，本文将力求从天津城市本身发展路径着眼，阐释其作为畿辅门户所特有的地缘政治元素，以期对全面解读中国特色城市化进程有所借鉴。 　　首先，畿辅门户为天津带来了政治地位的提升。 　　天津通常被认为是“当海河之要冲，为畿辅之门户”，这就从防御职能上说明了其与北京的依附关系。在历史上，天津对首都的防卫功能主要体现在：防御海上的侵袭、对抗辽金的南下、抵御南方反叛力量从陆路对北京的威胁等。明代纂修的《天津三卫志》虽然至今仅存序和跋，但其中十分强调天津对京师的防御，如序中称天津“北迩京师，南扼千万里之通津，而东为溟海捍蔽矣”。弘治八年（1495）李东阳撰写的《创造天津卫城碑记》也称天津为“畿辅之近，喉襟之要”，十年后的碑刻亦言天津“去京师二百余里，地连大海，当南北往来之要冲”（《新建天津提刑兵备分司公署记》），也有文人形容天津为“屹然京师一巨屏”。 　　晚清以后，由于清廷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政权岌岌可危，天津首都门户的作用更加凸显。一方面，捻军、太平军等的不断北上使朝廷愈发感到天津拱卫首都的重要性。在同治朝《续天津县志》序中，崇厚称天津为“畿南冲要，无逾此邦”，李鸿章称天津为“畿辅守御之要害”，“实畿南之屏蔽也”；光绪朝《重修天津府志》序中，裕禄也感叹天津“拱卫京师，控扼山海，其有关于天下之重轻者岂浅鲜哉！”另一方面，天津开埠通商后，租界的出现和扩大，使北京面临外来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全面侵扰，需要天津担负起抵御、效法，甚至融合异质文明的重任，以减弱西方对首都的冲击。于是，天津成为清廷的对外交涉中心、洋务运动的试验场、兴办新学和新政的示范地，北洋军阀在这里发迹，军阀、官僚、政客麕集，甚至有“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的说法。随之，天津在国内外政治经济上的地位迅速上升，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减弱了对首都的依附关系，依靠自身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实力，逐渐成为令世人瞩目的大都市。 　　其次，历史上天津与北京的相互依存与互补。 　　天津由军事城堡发展为人口聚集和经济发达的商业城市，不仅依靠首都门户的政治影响，还有“水陆交冲，南北孔道”等自身的原因。“漕粮供给首都军民”这一情形既反映出北京对天津的依赖，又使天津通过漕运增强了经济上的聚集能力。由于漕粮转运量不断增加、南北货物不断汇集、盐业产销日渐扩大、与腹地间的商品交流日益发展，天津的经济职能愈发突出。正如康熙朝《天津卫志》总纂修薛柱斗在序中所言：“名虽为卫，实则即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以后的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以及当时的文人也都有类似的说法。到清代中叶，天津已成为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商业城市。尤其是在清末以后首都的政治影响逐渐弱化和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天津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聚集性功能得到较充分的发挥，成为“水陆通衢，畿南之大都会也”。 　　近代以后，首都对天津的影响开始向发散性和衍生性演化。仅从经济发展来分析，由于洋货充斥，外商企业聚集，利权外溢突出，亟需国人振兴实业，天津率先启动，兴办了一批近代工矿业、金融业和商业等各类企业。天津近代经济的崛起有着自身独有的特点，即起步时期兴办的大型企业多有官方背景，如天津机器局、直隶工艺总局、滦州煤矿等；迅速发展时期也得力于军阀官僚的投资，尤其是大型的能源型企业和一度成为近代工业代表的纱厂、银行等。这些企业的性质虽为商办，但投资者和管理者多由政府要员衍生而来。这样的身份使其更容易直接或间接地服从于中央政府的政治需要。如振兴实业意在消弭民众反对洋货倾销的呼声；建立盐业银行意在控制盐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发行公债意在应付外债和军费开支。由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企业是中央政府影响力的延伸和扩展。 　　即使在1927—1928年间首都迁往南京以后，面对银行迁址、投资停止，以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等不利因素，已经形成规模效益的天津经济仍然如日中天，工业结构和布局更加趋于合理和完善，商品集散规模进一步扩大，腹地范围逐渐扩展到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进出口总额长期居全国第二位。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 　　同一时期的北京，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