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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之隐喻 　　摘 要：隐喻在修辞学中，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辞格之一，同时隐喻也是一种认知现象，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语言。疾病是每个来到这个世界的人都必须经历的事，它与健康不一样，它是个体的，附有价值判断的，不同文人笔下的疾病有着不同的隐喻，而本文以孙维民的《病》为典型，解读诗中的隐喻。 　　关键词：修辞学 隐喻 疾病 婚姻 悖论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9-0206-02 　　我们憎恨彼此，却又不能分离 　　如同多年多年的夫妻。 　　当初，一定也有爱的 　　我曾追求过它？ 　　更有可能只是无知 　　因为年轻─ 　　总之，这场婚礼持续至今 　　我们如此地熟悉对方， 　　它在我的里面 　　我在它的里面 　　如此亲密地了解 　　彼此的脾气：一个阴郁的眼神 　　一阵轻微的痉挛 　　即能泄露所有的心事 　　我们努力地小心地，维持着 　　一种平衡─ 　　失去平衡的一方 　　将被杀死 　　或许，仍然是有爱的： 　　我若死了，它也无法存活。 　　关于隐喻，亚里士多德视为“名称的替换”，他在《诗学》中指出：“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比字”。而我更倾向于维姆萨特在《象征与隐喻》中的见解：“在理解想象的隐喻的时候，常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B（喻体）如何说明A（喻旨），而是两者被放在一起并互相对照、互相说明时能产生什么意义。” 隐喻承载了文化中不可言喻的意义，它使相关的想象因此无限延伸，而这些相关的想象因其隐而不彰的特性，直指人心的纠葛。无法被理解的现象或不能在理性层面被解决的问题，经常诉诸隐喻来诠释，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的身体为疾病所苦之际，心思也随之纠结。疾病是伴随在人与自然斗争中的基本生命经验之一，它是生命的暗面，一个较幽暗的身份，每个人既是健康王国的公民，又是疾病王国的公民。然而由于人类文化的缺陷，疾病从来都是负载着价值判断的，就文学而言，疾病强烈的隐喻性和个体区别性使它备受文人的“宠爱”，因为文学是传达这些隐喻意义的最好载体。诺瓦利斯曾说过“完全的健康只具有科学上的有趣性，真正有趣的是疾病，疾病属于个体化。”如果说服饰是身体外在的修饰，而病就是身体内在的修饰。人渴望与众不同的潜在心理，让我们对于疾病的挖掘远远大于健康。孙维民的《病》这首诗是个典例。 　　A.I.Richards 1936年的著作《修辞的哲学》一书中指出，隐喻的组成有两部分，（1）主体（也译为本体），指作者欲描述之主题；（2）载体（也译为喻体），指的是用来描述意义的凭借。隐喻是以“相似”和“联想”为基础的，也即两个事物的特征上所存在的某一类似之处。诗以作者明确的陈述为开场，告诉了读者诗有两个主角——“我们”，指的是我与我的病，并且从一开始就通过“我们”关系的悖论“憎恨彼此却又不能分离”，揭示出隐喻的对象——婚姻也是如此。在这里，隐喻的主体和载体出现了。“病”是主体，“婚姻”是载体，两者通过联想的方式结合到一起，人们对隐喻的使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情感要求、修辞策略以及人之的必要。在这里便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 　　维拉·波兰特认为疾病具有两重性，生命的升华和生命的贬值。诺瓦利斯在他的著作中把疾病肯定的说成创造力，说成一种虽然痛苦，但能获得精神升华的生命浓缩的状态。哲学家尼采也认为患病是“一种刺激生活，刺激丰富多彩生活强有力的兴奋剂”。19世纪的欧洲对结核病的极度美化便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疾病是一个消耗概念，它不可忽视的摧毁力在削弱人、限制人，使人失去活动能力。这一点，苏珊·桑塔格在她的著作中有着生动的表达，病不是一个抽象的事物，而是被定义为“发育完全的寄生动物——它们生长，被产生、再产生，有自己的结构、分泌液和咬啮” 它们与我搏斗，吞噬我的身体。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总是在疾病出现的时候同时闪现，这就是诗中所说的憎恨却又不能分离。 　　而这种悖论下的状态，恰恰像步入婚姻多年的夫妻。婚姻也具有双重性，一个美满的婚姻可以造就一个人，一段憎恶的婚姻可以毁灭一个人，而可怕的是，婚姻的双重性不是体现在不同的婚姻中，而是潜伏在每个婚姻当中。而这个婚姻处于不同时段，就有着不同的特性，让我们时而憎恶，时而难舍难分。病如婚姻，婚姻如病。病是身体被非正常消耗的过程，婚姻同样是一种消耗，所不同的是病是身体上的消耗，而婚姻是感情、精神上的。我与病在争斗也与自己的婚姻在争斗，“它”想完全控制我，而我想摆脱“它”，因而我们的憎恨是互相的。然而，病一旦找到寄主，就如同夫妻进入婚姻状况一样，在“多年”中，病/婚姻都早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从身体和精神上融入“我”之中，难以抽离。 　　上面的分析正是说明了隐喻是情感需要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