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以宁悼母词之于悼亡词的意义.docVIP

董以宁悼母词之于悼亡词的意义 　　【内容摘要】人们的思维定势将悼亡词便是悼念妻子之作，然而纵观悼亡题材的发展，其内容和题材却有一定特殊因素，而董以宁的悼母词无论是体裁上，还是内容上都对于悼亡词有着重要的突破意义。 　　【关 键 词】悼亡题材 悼亡词 董以宁 　　一、悼亡题材的发展 　　从文学体裁的发展史角度而言，对于死者的追述与怀念并非一直以“悼亡”二字见世，亦并非以词之形式抒发。追根溯源，不难发现最早的悼亡之作是略无个人真情实感之投入的，哀辞皆是以文采著称，悼亡也是从宏观的伤逝文学到个人情感表达逐步转化的。刘勰《文心雕龙·哀悼》将《诗经·秦风·黄鸟》归为“赋哀”，并将汉武帝哀霍嬗之辞、崔瑗哀刘畅之辞以及苏顺、张升所作哀文皆属“未及心实”也，至潘岳才达到文辞多变的基础上感情深厚而悲痛，但他所有哀辞之“哀”的本意皆出自《逸周书·谥法》“短折曰哀”，即对幼年死者的哀悼。其行文由于死者年幼，品德未形成且并未对国家有功业，因此主要是赞美他的聪慧和悼念他的容貌。另从悼亡之形式而言，南北朝之前除《诗经》外多为文、赋，而诗歌是直到南北朝才有略显突出的地位。后世悼亡妻子之作最为人称道的莫过潘岳之《悼亡诗》、江淹之《悼室人》、元稹《三遣悲怀》、李商隐《房中曲》等，唐以后悼亡的形式就不在停留于诗歌文赋而朝着词的方向发展，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贺铸的《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后来元代的傅若金，明代的于谦、李贽，清代的纳兰性德、王士祯、王夫之等都有悼亡之作。 　　若将《诗经·邶风·绿衣》看作是古代悼念妻子题材之开篇，那《诗经·小雅·蓼莪》则应视为悼念父母题材的鼻祖。其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谷，我独不卒。”[1]本诗渲染的乃是一副孤子思亲、无可挽回的悲惨图，除披露行役劳苦外，则更叹未能赡养父母终老晚年之悔恨。 　　提及《诗经》中悼念母亲与妻子的作品，提及汉代哀文以及悼、诔、碑的发展，提及晋朝潘岳、唐元稹以及李商隐等此类人悼亡诗，不得不观察其背景与产生的条件。首先，就内容而言，为何唐以前的悼亡作品甚少？在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儒家礼教对丧制的种种规定已经限制了悼亡文学的发展，尤其是汉代进入了全盛时期的礼教又对丧葬词汇有了严格的规定，如在父母居丧期间不得赋诗。先秦儒家所提倡的“礼”已经经过后世统治者的利用改造成为钳制民众思想的工具，已经不再是《荀子·礼制》中所说的“凡礼，始乎脱，成乎文，终乎悦恔。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2]而是演化成繁文缛节的礼教传统。所以严格的丧葬和文化礼俗束缚了人们对悼亡伤逝文学表达，《礼记·杂记》中说：“父有服，宫中子不与于乐；母有服，事闻焉，不举乐；妻有服，不举乐于其侧。”可见对于悼亡情怀的书法始终要坚持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方式出现而不能直抒其意。 　　其次，就体裁形式而言，为何悼亡一直以诗歌与文赋的形式出现？词的最开始出现就不是文人士大夫所肯定的形式，而是聊佐清欢、闲暇娱乐的工具，宋代以后也同时随着人性自我的慢慢觉醒，词才渐渐开始成为文人表情达意、抒发悲喜的媒介之一。因此，从文学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悼亡诗到悼亡词的转化，这中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日本学者村上哲见就曾在《唐五代北宋词研究》中写道：“这种所谓‘悼亡’主题，在诗中，从晋朝潘岳以来是一直保持着的传统，但是在词的方面，在东坡《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作以前都找不出同样旨趣的作品。”[3] 　　二、悼亡词意义的突破——董以宁 　　在论及董以宁对悼亡词的突破意义之前，需略对此词人稍作介绍。《清代七百名人传》曰：“（董以宁）性慷慨豪迈，不可一世，喜交游，重然诺，缠绵婉笃，比与胶漆”。从此段介绍不难发现他首先是一位至性至情的人，纵观其《蓉渡词》二百余篇，艳情词之数十之八九，王士祯称他为“艳情绘风手”可谓名副其实。然而他最有价值的词却是为悼念自己母亲所作《满江红·乙巳述哀十二首》，这十二首词之抒情烈度强劲，胸中悲痛沉至，让人读之无不潸然泪下，感激涕零。乙巳即康熙四年，董以宁的母亲因足部跌伤不治而逝去，而这十二首悼母词的命名也与众不同，分别为“元日”、“人日”、“元夕”、“清明”、“四月八日”、“午日”、“七夕”、“七月十五日”、“中秋”、“九日”、“冬至逢忌日”以及“除夕”，从这些题目中我们可得董以宁对悼亡词之第一个突破之处便是体裁上，从先秦至晚清，悼亡诗、文、赋、词都是集中时间所作，或者是隔了些年之后的某个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