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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侦查过程中的犯罪新闻报道 　　【摘 要】处于侦查阶段的犯罪新闻报道，其法理基础是公众知情权和监督司法活动。但这样的犯罪新闻报道有可能妨碍无罪推定原则，有可能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复归权和隐私权。因此必须对此类新闻报道予以规制，规制的原则应当是将报道内容限制在公共领域。 　　【关键词】犯罪新闻；无罪推定；隐私权 　　对于当下发生的一些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在其侦查阶段，新闻媒体往往就采用长篇幅深入调查的方式呈现，例如最近“复旦投毒案”中《博客中国》、《南方周末》的等媒体对于犯罪嫌疑人的长篇幅调查性报道。这类报道对案件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同时也披露了大量犯罪嫌疑人的个人信息。在尚未进入审判阶段，并且公安机关尚在侦查时，对于犯罪新闻的报道是否有可能会妨碍司法中的无罪推定以及是否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权，都是值得分析研究的问题。 　　一、从“侦查密行”到侦查公开 　　1808年的《法国治罪法》（即刑事诉讼法典）是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奠基之作，这部法典的第十一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侦查和预审一律秘密进行。”这样的侦查密行原则不仅仅是针对普通公众的，侦查的进展甚至对于嫌疑人也不能透露。在对外严格保密的要求之下，每一个程序的参与者都被要求保密。 　　然而，新闻自由、诉讼人道化的思潮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逐步占据主动，侦查过程提升公开性的要求逐步得到各国法律承认。必须要说，侦查程序的公开是社会公众知情权的要求，对于监督司法运作、增强司法认同的确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侦查公开也有基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考量，在公众的监督之下，一切对于犯罪嫌疑人做出的行为都应当在法律上论证其正当性。侦查的适度公开已经成为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包括对当事人的公开与以及社会的公开。对于社会的公开，就必然借力于新闻媒体。因此侦查公开以及司法公开都是伴随着对于新闻自由的保障而得以立足的。 　　这其中，美国对于新闻自由的维护表现地最为突出，在1976年中内布拉斯加出版社案件的判决中，指出对媒体报道的禁止是一种对于表现自由的事前限制，应进行严格的违宪审查。可以说，美国对于新闻自由价值的维护程度超过欧陆的其他国家，这也导致了美国在处理新闻自由和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冲突时采取了与欧陆较为不同的模式，即慎用事前限制，主要依靠事后弥补和制裁性措施。 　　1994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在马德里制定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其第一条指出：“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是每一个宣称是民主社会的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媒体的权利和责任是手机和调查公众信息，对司法管理加以评论。包括在不妨害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审理前、审理中、审理后的案件加以评论。评论司法的权力不应受到任何特别的限制。” 　　在当下的中国，可以发现，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传统媒体的不断革新，在司法过程中司法机关（含公安机关）的确在信息公开方面有所进步。从复旦投毒案中可以看出，警方正在关注着媒体舆论的走向，并且主动地发布信息以正视听。当然，进一步的司法公开仍然是可以期冀的，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也应当更加积极、主动。 　　二、犯罪新闻有可能妨碍无罪推定 　　朱苏力教授在其《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一文中提出无罪推定仅仅是一个司法的原则，他认为新闻工作者只要不是以公职身份代表政府或法院就某案说话或在法律的专业场合，他就能凭着自己的直觉、感情、思考、判断甚至便利而自由地使用所愿意使用的任何一个语词。 　　然而真的应该是这样吗？媒体为何不能够通过自己的判断、分析来做公众的福尔摩斯？ 　　在1966年，美国发生了一起案件，即“谢泼德诉麦克斯韦尔”（Sheppard v. Maxwell），这起案件在审判前和审判过程中都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报纸用醒目的标题和冗长的篇幅对谢泼德的残忍谋杀行为和其他情况发表了煽动性文章，并且在开庭审理时众多的记者进行了采访。报纸还深入报道了谢帕德惯于玩弄女人感情，以此来暗示他的作案动机。最后，联邦最高法院认于定被告人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境遇，本案应由另一未受偏见影响的地区重新审判。（但认为防止“由报纸做出审判”的责任在于司法人员，而非新闻界自身。美国采取的方式较欧陆各国更注重对新闻自由的维护，而欧陆各国在立法上确定了更为有力的媒体限制。） 　　依据司法独立的原则，从理论上来说司法过程的确不应当受到任何其他因素的干扰。一个合格的法官应当不受新闻媒体的任何影响，只依据法律做出裁决。然而事实上，审视司法实践，我们当然会发现：完全“不受影响”实在是太过天真。在最近才得以申冤的；张高平、张辉叔侄冤案中，正是由于舆论压力过大，侦查人员才草草定案，又在媒体压力下，将证据不足的案件赶鸭子上阵送上法庭。在正在复查的“两梅案”中，据退休检察官刘炳华透露：“检方办案人员清楚，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