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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帝喜好“新声”原因探析 　　摘 要：曹操有人称其为文学家，因为他有代表诗篇《对酒》、《度关山》；《篙里行》、《苦寒行》、《短歌行》等流传于世，可却很少，甚至没见过有人称其有音乐才华。所以笔者特意从古文献中搜寻线索，并发觉魏武帝本人其实很偏爱音乐“常以日达夕”，虽谈不上是“音乐大家”但一方面他却能够依曲填词或按旧词谱新曲，在清商乐上有所造就，甚至把它推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一方面又能够结交乐家并重整汉末尽失的音乐，使其系统化的呈现。 　　关键词：魏武帝 新声 原因 探析 　　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最不能忽视的一个时代，那就是魏晋时期。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领域异常活跃，从而导致了“文的觉醒”，尤其以新声为代表的各种艺术门类，相比较前两个朝代——秦、汉，发展异常的繁荣。而魏武帝，更是一改往日士大夫的秉性，专情于新声。“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1]甚至还为清商乐（汉魏六朝时代俗乐的总名）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 　　从大的背景来说，首先是受特殊历史时期的影响。魏武帝出生于公元155年，即东汉恒帝在位时期。这正是一个社会动乱，汉王朝摇摇欲坠的时期，并时常伴随着接踵而至的农民起义以及各路封建军阀的互相混战。这不仅给劳苦大众带来无穷的灾难，而且对于当时整个宫廷音乐而言，也没能摆脱掉这种厄运的降临。据《晋书·乐志》记载：“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 [2]由于雅乐在战乱中的缺毁，为新声俗曲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另外，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致使“纲纪既衰”、“人怀苟且”。由于在行为、思想上的自由，在赏音或创作上也必然会选择那些能够符合 “本色”特点，时而婉转、悦耳，时而清丽、抒情的新声。因此我们才说“人的自觉”导致了“文的自觉”。其次，受特殊人物的影响。从汉高祖尚喜欢家乡俚曲开始，到汉武帝收集各地民歌，已足见汉朝统治者的喜俗倾向。再到东汉末期恒灵二世，这种喜俗倾向越加明显、纵情妄为之风也愈炽。如《后汉书·五行志》云：“汉灵帝好胡服、胡床、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3]在这种大背景下俗乐之风的盛行不可阻挡。 　　从小环境来说，首先，魏武帝出身于宦官之家。宦官，在古代就是一个极受贬义与非议的代名词，他们时而地位低微，唯唯诺诺的示人，时而贵及一时，封侯封地受人追捧，时而又称是堪比女祸的乱国之人，受人唾骂。这种复杂的出身，造就了魏武帝不同常人的个性，以致满腔心绪投射在音乐创作上也多以展示情感的抒发。其次，魏武帝之妻卞后，文字记载，卞后出身于“倡家”。 倡，作为古代的艺人，以专门从事音乐表演为生。段玉裁注曰：“汉有黄门名倡，常从倡；秦倡，皆郑声也。”[4]想必卞后也擅长表演音乐。更是在平日的生活之中，潜移默化给武帝已熏陶了。 　　另外魏武帝喜好结交乐家。这里以蔡邕、蔡琰父女为例进行说明。蔡邕曾是东汉末期有名的琴家，后人一提琴、或琴曲都认为应该是文人雅士的雅颂之作，其实不然，蔡邕因同情于民间百姓的生活艰辛，以及充斥着对汉末当权者的不满情绪，创作了大量直接取材于民歌的琴曲。如“著名的蔡氏五弄，包括《游春》、《緑水》、《幽思》、《坐愁》、《秋思》。”[5]而蔡琰亦为懂乐之人，《乐书》云：“蔡邕之女文姬时年六岁，邕尝夜鼔琴，弦绝，文姬曰：第二弦。邕又故断其一而问之，文姬曰：第四弦。邕曰：偶得之矣。文姬曰：吴札观化知兴亡之，国师旷吹律识南风不竟由此言之，何以不知其知音之贤女欤。”[6]而二十年后，魏武帝仍不忘搭救，被虏于匈奴的老友之女蔡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魏武帝搭救蔡琰的目的，不仅仅是由于和蔡邕是好友，而且也表现出了他对音乐才华之人的爱惜。 　　曹操有人称其为文学家，没见过称他为音乐家，但由于魏武帝对音乐喜好，推动了其发展，这里以清商乐为例。 　　“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自晋以来不复传，遂绝。”[7] 　　“清商乐，一曰清乐。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魏以来旧曲，其辞皆古调及魏三祖所作”。 [8] 　　可见，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魏武帝之诗皆合乐而作。尤其在建安时期，清商乐作为此时乐府音乐的代表，在曹操的喜好之下得到发展。由于当今有许多学者已经针对其诗的内容做过深入的研究，在此就不作论述。又据《宋书》卷二二“乐三”所载：古词5篇：相和歌古词5篇《楚辞》钞1篇，曹操7篇，清商三调歌诗，平调：2曲5篇，曹操1曲2篇，清调：4曲6篇古词1篇，曹操3曲4篇[9]。由此笔者认为：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解释相和歌称：“在两汉及魏晋时期民间音乐在北方统称为相和歌，从此以后民间音乐无论在北方或南方，都统称清商乐。”[10]也就是说相和歌经过岁月的变迁而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清商乐，不但名称上进行了改变，而且内容上也进行了丰富。由此我们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