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社会改造的萌芽.docVIP

社会改造的萌芽 如果说，长沙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侧重思考的是形而上的抽象理性，探索宇宙、人生之“大本大源”，相对沉缅于哲学、伦理学的冥思之中，那么，1918年8月他第一次踏足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以后，其意识倾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纷繁动荡的大社会环境中，长久积淀下的思考和理想，迫切需要对象化、实践化和具体化。“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成为《湘江评论》的思想主题。 在北京，纷纭复杂、热烈激昂的社会思潮使毛泽东耳目一新，异常振奋。对于当时思想界的壮观景况，他曾作过富于诗情的描述： “近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一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之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革命，潮流浸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 这一景况不仅反映当时社会思潮的广泛与激进的程度，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透视出毛泽东的思想状况和政治倾向。在这段充满浪漫主义诗情色彩的语言表述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思想特征，这就是：关于个性解放的言辞不见了，论及所到全是诸如“国家”、“家庭”、“婚姻”、“政治”、“宗教”、“艺术”等等的社会问题。换言之，此时毛泽东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个体解放的探索，就其意识的深层结构来说，“群体意识”已潜在地，并日趋明朗地成为他思考的重心与主题。毛泽东五四时期的这一思想转折，在宏观上与当时国际、国内的环境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微观上则突出地体现在他对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两大运动的重新审视、分析和整合上。 毛泽东当时作过这样的评述： 那时候的思想（指戊戌思潮），是空虚的思想。我们试一取看那时候鼓吹变法的出版物，便可蛲得一味的‘耗矣哀哉’刺激他人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那时有一种‘办学堂’、‘办自治’、‘请开议会’的风气，寻其根抵，多半凑热闹而已。凑热闹成了风，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了。” “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孥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 这里，毛泽东批语戊戌维新的缺陷在于“虚”，“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批语辛亥革命的局限在于“孤”，“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因而相应地前者应当“研究实事”，关注于更为现实和具体的人生社会；后者则应当深入下层，努力发动、感召和依赖广泛的民族主体。显然，弥合上述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的结论，只能是一个超越二者意义的新范畴，新体系和新途径，这就是毛泽东观念中的“民”。只有“民”能更为切实地反映社会本体的原貌，更为广泛地凝聚政治力量，从而更能有效地推动社会改造和政治革命。与前一阶段相比较，在毛泽东的观念中，抽象的“人”演化成了具体的“民”；简单的“个体”变成了复杂的“国家”；广袤无限的“宇宙”被丰富现实的“社会”所取代。这样，以探索“大本大源”的独省意识为特征的观念思辩，日益融化于以群体本位为实质的实践理性之中。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相当集中而又十分突出地展示了这一精神。毛泽东的著名长文《民众的大联合》更是典型代表作，无论从该文的题目还是从该文的内容，都强烈地体现出社会本位、民众主体和参与意识的风貌和精神。这是《湘江评论》的基本特色之所在。 翻开《湘江评论》，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其中关于社会本位（群体意识）的阐述，与毛泽东1915年至1918年强调个人独立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相比，此时他更多注意的是“联合”的力量、方法和依据： “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群和‘社会’就是我所说的‘联合’。有大群，有小群，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小联合，有大联合，是一样的东西换却名称。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得益。” 毛泽东这样的论述太多了，以至我们不能全部引录。但从以上的思想片断来看，他显然没有停留在“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样简单结论的表述上，而是将“联合”上升到历史规律和人类本性的高度上了。认为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都是民众联合的结果。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讲究社会关系与人际气氛的“群体意识”。步入近代以后，由于外来的压力，社会思潮总是在“个体自觉”与“群体凝聚”之间左右徘徊，虽然思想家们一再提及、论证中国人缺乏独立意识，呼唤着自由曙光的来临，但总的趋势却又不自觉地将归宿落脚于群体凝聚的基点上。仅从戊戌维新算起，诸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无不如此。由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