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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救人和“手术签字”制度发生冲突时 ——伦理学角度审视 2007年11月21日，“正义网”报了北京朝阳医院的一名患者李丽云因其丈夫肖志军拒绝手术签字，致使该院不能手术并最终导致患者死亡的事件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时间，有关“一个人的生命能像这起事件一样完全取决于另外一个人的签字”、“特殊情况下医院是否应该法律限制”、“现行医疗法律制度是否存在设计硬伤”等话题引起了强烈讨论认为，，此时医院，医院的行为。但更多的人则认为，，不应再受到舆论的谴责。，如果自作主张做了手术，万一事故，？即使不出事故，患者家属也可能以违背患者选择权而起诉医院，如果无须患者同意强制是非常荒谬的，将会导致医生滥用这种权利。患者对医务人员的猜忌和不信任增加，医护人员对患者的防范心理加重。主管部门，医院从病人身上寻找利益，结果医务人员和病人利益之间的严重冲突，患者，认为医生要做手术多挣医疗费。患者或家属做出非理性选择，从而贻误抢救时机。 患者对自己的身体和健康具有支配权，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则规定了特殊情况下医疗机构的处置权。一是防止极个别患者及其家属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严重后果，二是体现国家对生命垂危患者的救助责任。医疗机构的特殊处置权规定是患者同意权的一种例外规定 当救人和签字发生冲突时，首先要遵守的是《侵权责任法》，这意味着医院在进行手术前，必须首先得到患者的签字同意，退而求其次是要取得家属的同意。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在患者濒危而又、同时又找不到家人的时候，医院才拥有特殊处置权。这条规定保障了患者的知情权，而知情权选择权。因此也就意味着法律允许患者自主选择治疗方式。 广州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诊断认定，如不尽快手术，不仅胎儿会窒息死亡，母体也会大出血，“一尸两命”。而这位产妇情绪激动，一再声称不要手术。经医院相关负责人出面解释，她的丈夫终于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但产妇本人仍拒绝签字。医生强行实施剖宫手术，从死亡边缘把她拉了回来，她的孩子则在降生几小时后夭折。患者本人—家属—医生的效力顺序遭到了挑战，法律上的漏洞突然暴露在公众面前。患者神志清醒，而家属和医院代替她作出了决定患者本人和家属的意见相反时，家属没有权力替患者作出决定。从法律上讲，广州医生的做法，该行为从医德的范畴考量是崇高的不能抵消其违法性。若最终该行为造成了患者的损害，医疗机构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我对广州的医院甘愿冒承担侵权责任的风险也要医德的行为表示敬意，但并不认同。更不认同李丽云事件中，部分网友对医院的横加指责。 北京朝阳医院只不过是遵守相关医疗规定，熟悉医药法规的人理解没有任何医生愿意承担手术失败、被病人家属告上法庭的后果。再说，如果没人签字答应进行手术，即使最后母子平安，病人和家属仍可以告医院侵权。患者本人和家属同时日本医院在为患者实施手术前都会要求患者本人或《民法》规定的直系亲属顺序依次要求，如果不是法律规定的直系亲属，比如尚未领取结婚证的同居性质的所谓“夫妻”关系，通常在美国，患者但手术仅患者本人签字，没有规定医院非要征得家属的同意必要时患者委托自己的代为做决定。在法国，医生在治疗中对患者有细致的人文关怀，手术前后都会对患者做详尽解释，包括风险说明，但手术不需要家属签字签字起初只是一种习惯，但从法律上讲它对一个人的处分权。严格地说，只有本人才有权处分自己的身体，家属是没有权利的，美国就这个理念。从医院近年来的实际操作流程看，重点强调的是“家属签字”。因为，患者一旦发生意外，医院谈判的只能是患者家属。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彻底杜绝医疗纠纷，只要有，就可能有争议。关键是如何处理、解决。国人需要的是公正、公开、让人信服的制度和处置程序。一是加强医患共同体建设。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医疗机构、媒体和社会大众，应当共同营造医患共同体文化，构建医患共同渠道，宣传医患和谐和医患共生理念。 二是完善医疗法律制度。如明确医疗机构及其医务工作者特殊处置权的适用范围，建立特殊情况下政府的医疗干预制度，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医疗职业责任保险制度。 三是妥善处理医疗纠纷。司法机关应当提高处理医疗纠纷的能力，建立明确、公平的医疗纠纷案件司法标准。 特殊处置权的争论，反映了医疗行业的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造成的恶果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无法考虑到现实中所有的复杂冲突。依靠的还是人心，是责任感、道德、相互信任等制度外的东西只有这样，李丽云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