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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性视角、语境中建构与生成性思维 ——美日德陶行知研究博士论文个案分析* 唐国卿 广西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广西南宁市530006 摘 要：陶行知的思想与实践已成为当代海外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呈现出关注本体思想、在不同语境下建构模式和理论阐释多元化等研究趋势，反映了研究思维的生成性特点。以美、日、德三国陶行知研究的博士论文为案例，探讨新时期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发展方向，有助于我国相关研究在选题角度、结构内容安排以及论述方式等方面的学术视野下移，关注研究本体生成等新思路的探究。 关键词：陶行知；还原性视角；语境中建构；生成性思维 陶行知是近代以来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家，虽经历复杂的变迁，陶行知研究眼下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长期以来，陶行知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遗产，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而且也引起了不少海外学者及台港地区学者的关注。 海外陶行知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叶的日本，日本早期学者的研究多从陶行知思想的价值和功用方面入手，具有实用性和工具性的特征。当代，牧野笃、张国生分别从“生活教育”思想”和“与柳田国男的比较分析”的角度入手撰写博士论文，立论新颖，视角独特。陶行知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历来颇受学人重视，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费正清、巴雷·基南(Barry .C.Keenan)、孔斐力(Philp A．Kuhn)、布朗(Hubert O. Brown)等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为提升海外陶行知研究的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德国也是研究陶行知的集结地。科隆大学丁伟祥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博士论文选题，辛勤笔耕数年，后由导师克尔斯滕·赖希(Kersten Reich)完成其著作《陶行知——中国二十世纪的改革教育学家》。马堡大学教师黄冬以其博士论文弥补了中德两国教育家比较研究的空白。此外，台湾学者曹常仁的《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之研究》《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的博士论文《教育救国：陶行知的教育激进主义》、牧野笃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展开和特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研究》、黄冬的博士论文《陶行知（1891—1946）与阿道尔夫·莱希维恩（1898—1944）——两个改革教育家之比较》作为个案，冀求从中寻求新时期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发展方向，探索我国博士论文发展的新视野。 （一）还原性视角：选题角度的人本回归 在史学研究中，要求忠于史实，着重对象的还原性研究，尽量避免主观臆断定性。从这三篇博士论文的选题角度上看，研究者脱离了早期多以陶行知思想的有效性为重点的研究模式，而是转向主体性研究，注重对陶行知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因素探讨。在相对一致的切入视角中又体现出不同作者在认识论上的差异。 1.还原陶行知为主体的个人 作为美国当前陶行知研究的代表人物，姚渝生从选题角度上避开了陶行知思想和实践的专题专史研究，将陶行知还原为本真的个体，以“人”的全面而真实的角度探讨陶行知所“寻找的自我认同和民族重建”[4]。姚渝生发现虽然近来陶行知研究越来越细致入微，但是真正的陶行知仍然很难把握，“陶行知理论与实践的原貌比目前的众多解读更加复杂，寻求另一种思路发现真正的陶行知极富有挑战性也是必须的。”[4]作者认为，一直以来，过多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人们对于真实陶行知的解读。 黄冬在论文选题的方面，也多有“人本”的还原考虑。在著作的第一章中，作者提到：“国内（中国）有关陶行知的专辑、年谱、生平简介、生活故事可谓汗牛充栋”[5]，而作者的切入点则是要使陶行知的形象更赋予本真化，通过与德国教育家莱西维恩的比较，使德国的读者了解到真正的陶行知。 虽然囿于历史的局限，做到真正的还原绝非易事。然而，当前的研究者们对于陶行知思想本源的探索实际上已经在此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种尊重研究对象本体特征及生活化的实践研究，为我们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视域。 2.回归陶行知的思想本源 要谈到陶行知教育救国的实施动机，就不得不探索影响陶行知思想和实践形成的因素，甚至有必要探寻陶行知思想形成的根本渊源。 姚渝生的研究论证表明，陶行知思想的根本来源是其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教育实践。陶行知在儒家、墨家思想、基督教思想、杜威哲学、无政府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自由地吸收并寻求资源，这种兼容并包、择善而从的选取给其思想体系的形成以启迪。他认为任何一种思想都只是工具，其是否灵验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因此，在构架生活教育理论与实施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陶行知批判了精英式和坐而论道式的传统教育，又抛弃了中国新式学校中洋化了的翻版。 黄冬从影响两位教育家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的诸多要素中，归纳出三点最具决定性的、共同的影响因素：贫寒的出身和少年乡村生活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