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下电台调查 200多家电台非法播音，制造族群冲突.docVIP

台湾地下电台调查 200多家电台非法播音，制造族群冲突 　　2008年11月29日，台中市著名地下电台“海洋之声”负责人张志梅早早来到台中市二二八公园。当晚，民进党在这里举行挺扁晚会，“海洋之声”负责协助动员。2007年“海洋之声”因为无照播音，曾遭到台湾NCC（通讯传播委员会）没收播音设备。 　　时隔一年，NCC强拆该台电波发射基地的措施并未奏效，“海洋之声”的影响也未减小。张志梅骄傲地告诉媒体，NCC是“违宪怪兽”，若NCC还有动作，他要率众拆掉NCC，以此恢复本土价值。 　　如今，像“海洋之声”这样的地下电台，全台总共有200多家，数量已经超过合法电台的172家。堂而皇之的非法地下电台大行其道，恐怕全世界也只有台湾才看得到。 　　地下电台可说是台湾政治对立产生的独特文化，它在政治敏感时刻掀起的波澜不可小觑。和早期扮演的“民主先锋”角色相比，现今的地下电台，大多数沦为民进党的竞选工具，让人不胜唏嘘。 　　 　　打破国民党媒体霸权 　　在威权统治时期，国民党政府对言论掌控极为严格。因此，岛内不少传播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地下电台，是因为国民党执政时期扼杀媒体自由。特别是政治对广电媒体的不当干预，频率资源分配不公，早已不符实际需要。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翁秀琪表示：“有主流媒体，才有所谓的地下媒体，更由于主流媒体无法满足大众的需要，才会造成地下媒体的蓬勃发展。” 　　1990年代初，台湾党外运动蓬勃发展，不过国民党依然处于媒体优势的地位，其建立的媒介王国一向有恃无恐。民进党等在野党选举时往往处于劣势。为了让更多的民众听到自己的政见，它们纷纷设立地下电台，号召民众为自己投票。 　　1991年，“讲古名嘴”吴乐天成立“民主之声”电台;1992年，张俊宏为立委选举成立全民电台。二者开启台湾地下电台和政治结合的先河。此时的地下电台，带有一种政治反对者“秘密传播”的形式，为选举造势。 　　1993年，地下电台“台湾之声”开播，并且首次成功借助“议题抗争”塑造出电台风格，走出单纯作为选举造势手段的附属风格。“台湾之声”首期便以“出租车第三责任险”、“公车票价调涨”等议题支援弱势群体。 　　1994年地下电台“宝岛新声”及“绿色和平”开播，二者声称走新闻和文化专业路线。其中，“宝岛新声”发展成为社会运动、弱势团体的发声电台，并以这些团体的议题与人员为节目构成。 　　这个阶段的地下电台，不再是反对者的秘密传播工具，议题也更加多元化，不仅仅作为选举工具，也注重社会公益，甚至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此外，大部分地下电台都用闽南话播音，宣传本土情结，电波动员的群众运动成了街头抗争的新主角。1994年12月，台湾县市长选举和省长选举期间，地下电台联手为民进党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动员，其作用首次得到充分展现。 　　官方的媒体霸权，固然是造成地下电台蓬勃发展的主因，地下电台的清新风格则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大多数地下电台节目以新近发生的重要新闻为重点，并由主持人率先发难，严厉批判社会的种种不公现象，矛头针对国民党党内的权力斗争、腐化等问题。这些言论在合法电台里几乎听不到。 　　主流媒体节目僵化，无法吸引受众，而地下电台首创的call in（电话连线直播）节目，则改变了台湾的媒体生态。在call in节目中，听众倾听彼此意见，弱势团体也找到宣泄管道。地下电台节目主持人风格自然、幽默风趣，只负责穿针引线，不引导听众的意见，让听众在收听地下电台节目时，像与邻居间话家常。二者相比，显然地下电台更受欢迎。 　　长期研究地下电台的台湾大学博士后蔡庆同向记者介绍，早期反对运动的动员策略有“党外杂志”和“群众运动”，“地下电台”三种。1970年代，推动民主为己任的“党外杂志”最为辉煌;1980年代末，则以“群众运动”为代表，宣传本土意识。 　　不过这两种策略参与成本都很高，地下电台因为架设成本低、渗透性强且具高度动员力量，解决了成本难题。此外，地下电台的影响力还可以扩散至女性等群体，call in模式更具互动性。 　　“早期的地下电台可以挑战媒体霸权，为弱势群体发声同时这也是本土势力的一种诉求，他们期待公平。从这个角度上说，（地下电台）对民主的发展有正面的作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孙云评价说。 　　卖药牟利卖“独”防身 　　随着台湾逐步民主化，特别是广播频率的开放，不少地下电台赶在最后一波开放前提出申请，但仍有大量地下电台违法播音。这些地下电台和后来新成立的地下电台，不再是政治异见人士为突破言论钳制而设立，而是完全变成挺绿电台。 　　它们隐身在大楼内，外观与一般住宅无异，但小小的房间摆上广播器材，有两、三名职员，就能发射电波。别看规模不大，在多次选举中，为绿营立不少汗马功劳。1999年前后，台湾地下电台一度发展到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