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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那一场中西文化论战 　　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庞杂思想下相互激荡、此消彼长，几乎任何思想家都难以超越这些体系，保持凌空而独立的见解。近现代的重大政治文化事件，都能从这里找到合理的解释。想要了解近现代中国思想谱系，必须对历次文化论战进行梳理。 胡适是这场中西文化之争的重要人物。 　　进入20世纪中期的台湾，与有思想争论的任何地方一样，这三种思潮如冤家对头一样依旧争论不休。尤其是西化派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家，之间恩恩怨怨纠缠不休。 　　以胡适、殷海光、李敖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继续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主张以斩草除根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坚决的扬弃;而徐复观、牟宗三等新儒家以及胡秋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将民族文化丢掉，主张继承孔孟之道。 　　其实，从社会目标来看，西化派与新儒家并无差异，都是主张民主与科学，只是路径上不同而已，之间关系可以概括为“两种心态，一个目标”。但西化派很多人误解新儒家的“传统”，认为是利用儒家作为政治控制的模式，把它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传统”混淆一致，毫不客气地进行讨伐。 　　尽管中西文化议题已不再新鲜，但这个困扰几代知识分子的问题仍很棘手。不同主张的知识分子在此纽结上长期抵牾，使得一场大的争论一触即发，只不过这一次战场转移到了台湾。 　　一场演说引发的争论 　　1961年11月6日，胡适因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邀请，在会上作了一个不过25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在演讲中提到，“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主要内容依旧是他的老调重谈，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以致苛责中国固有文化。胡适否认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这让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 　　事实上胡适作为西化派的自由主义旗亏式人物，与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矛盾由来已久。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牟宗三等，坚持在自己的文化上生根立场，一再强调没有中国文化实际也就没有中国人，对文化激进主义和激烈反传统的自由主义抱着猛烈的态度。所以，在学术上门户之见根深蒂固。 　　而当时的台湾社会，在经济、军事、政治各个方面都依赖于美国，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日渐渗透到岛内，知识阶层开始对思想领域的守旧贫乏不满，希望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出路。因此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思想激流，主张“除了死心塌地学洋鬼子外，其他一切是不 　　实际的”。 　　胡适这次又大张旗鼓地否认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引发了一场思想的震荡，旋即遭到有“预谋”、有组织的猛烈围攻。东海大学教授徐复观性格激烈偏执，所以刚猛地一马当先。 　　激情相挟之下徐复观先在《民主评论》上发文，写出谩骂式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以强硬的语气抨击道：“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 　　对指着鼻子的公开挑衅，素来以修养好的胡适始终没有回应，而其他西化派学者似乎也以保持缄默的居多，这时力挺胡适的李敖出来应战。 　　年轻的李敖是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殷海光的学生，他那时退伍后从考上的台大历史研究所退学，进入标榜“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文星》杂志当编辑。《文星》是由萧孟能的文星书店1957年创办，杂志创办之初的4年，由于特色不明显，成绩平平。因为李敖这个东风型人物出现，真的使得这份刊物“不按牌理出牌”了。 　　在1962年1月《文星》51期上，李敖发表了《播种者胡适》，批评那些乱骂胡适的人和乱捧的人一样，通通抓不到痒处。李敖极力推崇胡适，认为他是中国新文化和现代化的“播种者”，称颂胡适对于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贡献。这期杂志以胡适照片作为封面，同期还刊登居浩然的短文《恭贺新禧》，大力赞同胡适的论点。 　　对传统文化倾恭的胡秋原亦在这期《文星》上，发表长文《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前进》，对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作了一个概述，重点批评“西化派”和胡适，得出不可在复古、西化中二者选一。因复古只足以促成洋化，而洋化无论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后是必然亡国。 　　针对李敖的过激言论，叶青（任卓宣）和郑学稼分别参战，分别写了《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和《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他们否定或贬低胡适，说他“未曾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不是什么“播种者”，而他侮蔑中国文化则是文化买办在洋大人面前讨好的表现。 　　一向狂傲嚣张的李敖岂肯罢休，立即回应了篇才气纵横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口气批评了中国三百多年来的四十几位古今人物，说他们通通有病。这些病包括义和团病、中胜于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行病，酸葡萄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挟外自重病、大团圆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