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主义学会在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docVIP

孙文主义学会在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 　　1925年12月29日，孙文主义学会在广东大学大操场举行成立典礼。据1926年1月6日出版的《上海民国日报》记载，成立典礼当天，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军官学校教导团、国民革命军各军的代表，会同广大、培正、执信女师、市师、市商、国民大学、女子体育等50余所院校的男女学生，广东工商界代表，留学生代表以及各界群众1万人参加。大会在中午12时开始，主要内容有宣读孙中山先生遗嘱和各界代表演说，黄埔军校党代表汪精卫到会并发表演说等，会后还进行了游行。 　　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使一批优秀的中共党员进入国民党，在此后不久创办的黄埔军校，也任用了一批中共党员身份的教官，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但自实行三大政策以来，谢持、张继等一批身居国民党高层的人物，一直对此持反对态度，在国民党内部就出现左派和右派的斗争，这种情况在黄埔军校则表现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和斗争。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最早称“青年军人代表会”。1924年8月，为平定商团叛乱，孙中山指示廖仲恺和蒋介石，命令黄埔军校学生与各军校取得联系，组织青年军人代表会。参加者除黄埔军校师生外，还包括当时在广州的滇军干部学校、粤军讲武堂、军政部讲武堂、警卫军讲武堂、桂军学校、大元帅府卫士队、飞机掩护队、航空学校、铁甲车队以及“永丰”“飞鹰”等军舰的代表，会址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商团叛乱平定之后，各军校学生感到“革命军人有团结以挽救时局之必要”，而代表会还不是一个“实际的组织团体，偶有开展的少量工作，也往往是有头无尾，没有连续性”，要求对代表会进行改组，后经报请党代表廖仲恺和校长蒋介石同意，代表会于1925年1月25日推举蒋先云、曾扩情、贺衷寒等人负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之初，身为校长的蒋介石表示赞成，并亲自写了《组织发起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序言》，呼吁“广大的青年军人立即行动起来，团结起来，在革命政府的旗帜之下，做中国革命的先锋派”。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专门拨出500元作筹备会的经费。 　　1925年2月1日，在广东大学大操场举行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各军校学生2000多人，各界群众3000多人。联合会的主要成员多为黄埔军校师生中的共产党员，如蒋先云、李之龙、周逸群、徐向前、陈赓、王一飞、许继慎、左权、陈启科、李汉藩、杨其纲、张际春、余洒度、金佛庄、茅延桢、鲁易、胡公冕、郭俊、唐同德、刘云、李永光等。联合会名义上归黄埔军校党代表领导，实际上由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中共党支部领导。联合会下设“血花剧社”，并办有《中国军人》《青年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等刊物。联合会以黄埔军校为基地，还派人去北京、上海、天津、烟台、开封、洛阳等地的军队中发展会员，建立组织，会员发展到2万多人。 　　据黄埔1期生曾扩情回忆，自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后，国民党一些上层人士“就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组织不是一般青年军人的联合，而是作为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据点，从而决定采取以组织对付组织的行动”。此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黄埔学生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开始对立，双方经常唇枪舌剑地辩论，“有时弄到无法上课，会议不欢而散，影响了军校的团结和教育”。 　　不久，黄埔军校中成立了一个以贺衷寒为主席的6人执行委员会，最初取名为“中山主义研究社”，后改名为孙文主义学会。关于学会名称，其主要领导、黄埔军校教育长王柏龄曾做出如下解释：“表面上既不是反对共产党，而又是研究我侧的孙文主义，难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会来加入吗？这样就可以和马克思主义者画一道鸿沟，尔为尔，我为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到军校党代表廖仲恺遇害前，孙文主义学会曾大力在军校内进行组织活动。廖案发生后，黄埔学生军曾占领了粤军第一军司令部，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以此作为会所，正式开始办公，并在学会内部呼蒋介石为“领袖”。在黄埔军校中，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有王柏龄、贺衷寒、缪斌、杨引之、冷欣、杜从戎、潘佑强、曾扩情、伍翔、酆悌、贾伯涛、胡靖安、余程万、李果、胡宗南、桂永清、蒋伏生、林振雄、徐桴、王文翰、童锡坤、张叔通，还有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海军将领陈策、欧阳格等人，“幕后操纵者是戴季陶”。1925年10月以前，孙文主义学会“会具正式登记者且达千余人，大多是黄埔军官学校已毕业的学生在党军中任中、下级干部，或在校学生”。为了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孙文主义学会还成立了一个“白花剧社”，发行《国民革命》《独立旬刊》等刊物，并派人到上海、北京、汉口、洛阳等地成立分会，会员发展到近万人。据王柏龄回忆，1926年3月，广州孙文主义学会还和京、津、沪、宁、芜湖以及日本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