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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的红色中国报道对新时期讲好中国故事的启发 　　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自1927年建立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①。1936年春，中共中央密电上海地下党组织，希望邀请一名西方记者到陕北访问。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成为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的第一位外国记者。斯诺根据此行的见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该书成功地撕开了国民党新闻封锁的铁幕，向全世界报道了关于中国和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和对时局的主张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解开了当时许多围绕着红色中国的谜团。 　　一、斯诺的红色中国报道为何能够成功？ 　　斯诺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他对西方读者心理的了解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熟悉，以及他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正义感，保障了《红星照耀中国》内容的真实可信，也体现出他对历史发展的某些预测的科学性。 　　1.高度的新闻敏感和深刻的现实洞察力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西方有一套现成答案。但斯诺认为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并质疑：“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②对此，斯诺认为，“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③。在他看来，对“红色中国”的祛魅是当时中国惟一值得采访的消息。 　　这种职业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和洞察力是斯诺进入苏区后能够和中共领导人进行对话、提出诸多深刻问题的前提。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斯诺通过在东北的实地采访敏锐地察觉到这只不过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个序曲。1933年，他在《远东前线》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他在新闻报道中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历史正义感，也是他获得信任、受邀访问陕北的一个重要原因。 　　2.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及与左翼作家的交往 　　1933年至1935年间，斯诺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同时学习中国语文，开始更为系统地接触中国的历史文化，并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知。鲁迅成为他深入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在鲁迅的帮助支持下，斯诺译编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向国外民众介绍了中国的左翼作家及其思想。这本书被视为《西行漫记》的前奏。 　　斯诺受到共产党的邀请成为进入苏区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一定程度上和他与史沫特莱、鲁迅、宋庆龄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的接触不无关系。有研究者指出，虽然史沫特莱和中国左翼的联系更为密切，但也因此使人担心她的作品的发表领域可能受到限制。相比之下，斯诺是一个独立的美国新闻记者，没有任何政治倾向，鉴于斯诺个人在新闻界的活跃度，他撰写的文章更容易被发表也更容易被信任④。周恩来见到斯诺时也曾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⑤ 　　3.深入现场用鲜活的事实讲生动的故事 　　《红星照耀中国》作为一部报告文学的佳作，通过精心的结构，将斯诺在陕北根据地获得的“丰富的未经利用、为人不知的材料”合理地组织起来，用事实说话。在这本书中，斯诺用简洁有力的语言，富有生活气息的描述，平实真诚的对话，客观具体地展示了根据地人民生产、生活、训练的诸多典型场景。他有时甚至退居幕后，让根据地的农民、工人、“红小鬼”自己讲故事，增强了内容的可信度。 　　斯诺熟悉西方读者的阅读心理，他在写作中采用了一种故事化的写作风格。比如他突出了前往陕北的冒险色彩，幽默地写道：“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⑥ 　　交流能够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是交流的双方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共通的意义空间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传播中使用的符号含义有共同的理解，二是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文化背景。斯诺在写作中适当调用了西方读者熟悉的文化资源，比如他用堂吉柯德来形容中国红军对日作战，收复失地的行为；把毛泽东形容为“看上去很像林肯”，拉近了读者对报道对象的距离。他还通过巧妙地铺设悬念，吸引读者阅读。 　　斯诺笔下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每一个人都有血有肉，性格迥异，富有感染力。他眼中的毛泽东“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他眼中的周恩来是“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他初次见到邓发时，注意到“这个人的行动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点也不失轻巧矫捷”⑦。斯诺的人物描写打破了模式化的套路和刻板化的框架，被妖魔化的中共领导人在他笔下变得亲切、和蔼起来。这些具有可读性的故事，也渗透着斯诺出于正义而迸发的激情，能够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