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管理流行的一种解释.doc

人力资源管理流行的一种解读 从企业拥有者/雇主的收益/成本比率最优化的变化分析人力资源的出现和流行，人力资源管理的兴起或许只是雇主鉴于环境的变迁和压力，为实现收益/成本最优化而做出的雇佣关系调整。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雇员个体谈判力加强， 人力资源管理之所以能展现出对雇佣双方都有利的面目，很重要的一个基点就是雇佣双方博弈能力的趋于均衡。而以往一直都有利于雇主的。博弈能力之所以能够趋于均衡，也是因为大环境的变迁，例如：制度、技术以及一系列社会环境的演进。正因为它雇主视角的身份一直没有发生过改变，其初始和一贯的目的性是没有变过的，就是服务于雇主的收益/成本比率最优化。当一种管理方法能使得雇主在相互竞争中生存下来并获取更多的利润，那么它就会获得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应用，直到它的潜力已经完全发挥（如果这种潜力有尽头的话）。 一、 第一次工业革命至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之间的这一阶段，基于社会生产技术、宏观环境（机器化大生产、没有或者很少劳资立法等），为尽力降低成本，提高收益，雇主选择低人工成本在经济上对他们是有利的，少雇用人力、将雇工视作机器设备的附属物，符合高收益/成本比率最优化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改善机器设备、改进生产工艺、大力推行对雇工的监督和行为控制、更为细化的劳动分工、标准时间的推广也随之得到应用的动力，使得这些改进和管理方式的使用成为企业运行和管理的要务。这种对雇工大力压榨的生产管理方式之所以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自利人，雇主追求高收益/成本比率，而雇主在这种驱动下之所以能无所不用其极，因为这其行为的收益很高，而相对应的风险成本却很低，也就是社会对雇主的这种行为的阻止、惩罚力量很低，具体表现在立法的缺失上。但是应该看到，法律的完善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一项法律的提出，都是经过不止一次的社会“灾难”才能唤起的。在这一阶段，雇主充分利用可趁之机，发挥一切手段试图提高自己的收益/成本比率，而“赚取利润的关键是控制这些生产者。[9]”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有关于19世纪初期工厂工人一天的劳动过程记载如下：“工人们要在天未亮的四、五点钟起床，或者吃饭、或者不吃任何东西便匆匆赶到工厂去，8点钟时有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的时间吃早饭。在多数情况下，是一边吃饭一边还得照看机器。早餐后，又继续干活。12点时，机器停车，有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从一点开始继续工作直到晚上八、九点，这种间有20分钟的吃茶点时间。一般来说，工人们每天都要工作14小时。[1]”上边的这个事例看起来还不是太严酷，而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更为残酷的事例俯拾皆是，例如他讲到伦敦面包工人的工作状况：“在伦敦社交季节，伦敦西区烤制‘全价’面包的工人通常是在夜里11点开始干活，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8点，中间只稍微休息一两次。然后就叫他们运送面包，或有时在烤炉房烤制面包干，一直干到下午4点、5点、6点甚至7点。活全干完了才睡6个小时，有时只睡5个或4个小时。[2]”雇主对雇工的惩罚也触目惊心，雇主也经常雇用童工和低工薪女工，忽视会对雇工身体健康造成恶劣影响的工作环境，更不用提低得可怜的工资。这就难免让人把雇主称呼为“吸血鬼”，但应该看到造就“吸血鬼”的并不是良心、高尚、卑劣、邪恶一类的道德说辞，而是背后的利益现实，而是雇主努力追求的更高的收益/成本比率，作为群体的雇主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因为其病态的嗜好、整体的道德沦丧，而是因为如此行为是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当剥削、掠夺的收益高于正常的生产性活动，且能长时间保持稳定，再加上如此行为的惩罚、道德等风险成本很低时，也就是说当收益/成本比率很高时，作为雇主（其经营目的通常就是获利），往往不会背负什么道德负担，对剥削式管理方式趋之若鹜，且如果不随潮流，也会因高的成本和低的收益而被淘汰掉。《资本论》中也有此记载：“看来，靠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获得额外利润，对许多工厂主来说是一个难于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觉，而且心中盘算，即使被发觉了，拿出一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也仍然有利可图。”[2] 但是此一阶段雇主剥削式管理方式的后果也非常明显：雇佣双方的严重对立。工人运动在此一阶段的欧洲大地上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在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先后有“卢德运动”、“彼得卢事件”、“宪章运动”等，在法国，有“里昂起义”，在德国，有“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等等等等。由此，社会上出现了对于工业文明的辩论，一些人持维护态度，比如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和圣西门、孔德等社会学家，并由此发展出一系列的经济理论；也有一些人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主要是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例如：傅立叶，以及后来的马克思，由此而产生的一些哲学思想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取得更有利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