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百年和十年.docVIP

律师的百年和十年 　　律师天然地要具有社会关怀意识，直面这个时代的罪和罚，而不是装聋作哑，更不能装疯卖傻。 　　遥望晚清，律师在租界法庭的出现曾让中国人耳目一新，部分呼吸过欧风美雨的法界先进在修订法律时也曾认真考虑引入，可以说律师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已呼之欲出，台湾学者孙慧敏在《清末中国对律师制度的认识与引介》对此有详尽的研究。民国新立，律师制度破土而出，职业律师和律师协会同步生长，成为社会瞩目的有生力量。透过徐小群、陈同、李卫东等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早期律师群体的健康成长，今天我们已很难想象，20世纪前半叶中国，如果没有这个特殊的群体，历史将会有怎样的不同。当刘崇佑为“五四”学生辩护时，当吴凯声一次次为陈赓、廖承志、杜重远他们辩护时，当章士钊等律师站在法庭上为陈独秀案辩护时，当大批律师在苏州的法庭上为沈钧儒等“七君子”辩护时……我们看到中国已隐约现出了法治的曙光，即使你不同意当事人的政治主张或行为方式，但是作为公民，他们毫无疑问要得到公正的对待，包括有律师为他们辩护。正是在一次次法庭辩护中，在律师和当事人的辩护词和上诉状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清那个动荡时代更真实的面目。如果不是时代断裂的话，通往法治社会的路事实上已经开启。 　　从1912年到2012年，律师制度正式引入中国正好一百年，百年来，中国的历史跌宕起伏，可谓波诡云谲，在最初的三十八年间，无论遭遇怎样的环境，年轻的律师制度不仅生了根、发了芽，而且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渐渐变得枝繁叶茂，长出了一个自己的传统。无论是刘崇佑、章士钊、张耀曾这些有从政经历的律师，还是阮性存、吴凯声、吴经熊等职业法律人，他们所代表的几代律师，赋予了这个具有现代气息的新型职业群体以独特的生命，他们在法庭内外的努力，为律师制度的本土化迈出了重要的每一步。不幸这条道路突然中断，一百年被切成了几个截然不同的段落，曾经建立起来的本土律师传统在上世纪50年代戛然中止，二十多年后虽然恢复了律师制度，却是步履蹒跚，磕磕碰碰，至今又有三十多个年头过来了，以张思之先生为代表的几代律师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终于接续了曾经中断的传统，开始新的出发。 　　律师群体经过长达数十年的中断之后，重新回到法庭，回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朝阳大学法律系出身的张思之先生自述上世纪50年代的律师生涯，基本上是在行政事务中度过，总共只办过一个半案子，就被1957年的惊涛骇浪卷走了。自1970年代末律师制度重建，他几乎参与了整个过程，至今仍以85岁高龄站在第一线。他数十年来的作为，为中国律师界树立了一个新的范例，要说传统，这不仅是对20世纪前半叶律师传统的接续，而且为这个传统提供了新元素，注入了新生命。大哉，思之！近十年来，在追寻中国律师的本土传统时，我一次次地想起他，这位1927年出生的当代律师，并没用赶上章士钊、张耀曾、吴凯声、史良他们曾经得以用武的好时光，但他挺立在20世纪的苍茫暮色中，上接民国前辈的传统，下启21世纪的新传统，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这些成语很久没用过了，但用在他的身上竟是如此恰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我不能想象中国律师界在20世纪末自我接续、自我生长、自我更新的过程将如何完成，正是他悄悄地复活了民国律师的传统，并悄悄地立下了新一代律师可以遵循的精神规章。在我看来，他身上具备的专业性、公共性和人文性正是一个健全的律师应该具备的，任何时候都不忘记自己是律师，从律师的专业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而不是离开专业角色去做或高远或刺激或空疏的追求，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守护专业标准，以专业主义面对自己接手的每一个案件，哪怕从一开始就知道必败无疑，仍然坚持一丝不苟地去做，不张扬，不炒作，也不沮丧，不自弃。卢跃刚兄是新闻记者，喜欢讲专业主义，像爱护眼珠子一样爱护自己的职业荣誉。坚守专业主义，本来是职业伦理的底线，然而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底线竟成了道义的高标，有时候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尽管如此，不盲从，不越位，不轻言放弃，不大言不惭，按专业标准行事，仍是需要坚守的专业逻辑。民国的许多律师先辈们做到了，思之先生在更为困难的处境下也含泪做到了。其次是公共性，如果失去了公共性，对于律师、记者这些特殊职业来说，我不知还有多少专业性可言，换句话说，缺乏公共关怀、只为稻粱谋的律师，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职业是不相称的，就如爱因斯坦说的，知识分子天然要对社会的罪恶说不。律师也天然地要具有社会关怀意识，直面这个时代的罪和罚，而不是装聋作哑，更不能装疯卖傻。从张思之律师身上我们看到的公共性，深沉而节制，博大而不凌空虚蹈。同时，从他的辩词和他平时的言谈举止中，我们处处可以体会到他深切的人文关怀，那是建立在他的文化修养之上的，不是有意装出来的。我编《过去的中学》时，曾约先生专门写过一篇回忆中学生活的文章，他深情地回忆起抗战烽火中在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