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整理】行政听证制度研究 2.doc

行政听证制度研究 综述 听证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在作出决定前，为使决定公正、合理，广泛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听证包括司法听证、立法听证和行政听证。本组所研究其中的行政听证。根据从中国知网上查得的数据，我国有关行政听证制度的论文总共有310篇，其中硕士论文66篇，未有博士论文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在这一领域里国内的专著有：顾长浩的《中国听证制度研究》、杨惠基的《听证程序理论和实践》、章剑生的《行政听证制度研究》、刘勉义的《行政听证程序研究与适用》；国外学者的专著有：【美】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等译的《行政法》、【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高家伟译的《行政法学总论》、【美】欧内斯特·盖尔霍斯和罗纳德·M·利文普著黄列译的《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法概要》。 听证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制度，重大的内外政策出台之前必须经过相应的听证。西方国家往往通过法律的形式对立法听证、政策听证和监督听证的听证程序以及听证主体和证人证言等加以详细的规定，有时西方国家不惜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来进行听证活动。以美国1963年的环境保护立法为例，参议院环保委员会针对法案中有关空气与水污染等问题，举行了一系列听证活动，这样的听证在十几个城市进行，共举行了上百次，有数千人参加，累计的听证录音带1.3万余盒，可见其对于听证制度的重视。 我国听证制度的发展始于行政领域，发展也主要是在行政听证制度上，如《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等都有听证制度的规定；立法听证仅有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对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定过程听证的规定；司法听证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立法。我国现阶段的听证制度立法主要是行政听证的立法，应而可以说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主要就是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 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在我国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价格审价制度，政府在制定或调整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时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专家的意见，这就是价格听证制度的雏形。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首次引入了“听证程序”的内容，这是我国最早的规定听证的法律，1998年实施的《价格法》也把听证内容首次引入了价格决策程序。2001年，我国公布实施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是我国着眼于听证制度的实际应用出台的第一部有关听证制度的操作规程。2002年2月12日，新中国历史上首次由中央政府举办的价格听证会——“调整旅客列车票价听证会”在北京举行。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地把听证制度纳入到了民主化决策机制中。2004年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更是将听证制度推广开来，只要是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决策，就必须要进行听证。行政听证制度成为一项重要的法定程序被正式引入了价格决策、行政处罚决策等领域。 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兴起，有其存在并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首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社会事务和经济活动都由政府主导，普通公民和组织难以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实行，一方面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不断减少，不仅仅是经济的松绑和自由，也是一切参与经济活动要素的自由，以及人民主体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觉醒，人们希望对和自身利益相关的事项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其次是社会利益调整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利益群体大量涌现，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格局成为我国政府决策所面临的新情况，举行公开听证程序，通过利益相关者的民主参与，来引起社会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使强势群体作出决策时尊重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从而平衡利益关系，保障市场和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再次是公共管理的需要，目前流行于欧美许多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管理主义理论为向导，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企业型政府”、“后官僚制度典范”为理念，旨在克服政府“大包大揽”、规模扩大、角色错位、信任危机等诸多问题。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并非唯一的机构，在政府之外，还有一些准自治、半自治和自治的机构去参与或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不能脱离政府而展开，行政听证成为政府与政府外组织、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公共决策行为，是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契约平台。 听证程序的推广对于我国经济社会房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行政听证程序，有利于行政机关客观地、全面地查清行政案件事实，听取相对人意见，获取证据并正确地适用法律，能够提高行政行为合法合理地保险系数，提高行政机关的办事效率。通过行政听证制度，增加了行政权力行使的透明度，在公开、平等的原则指导下进行听证，避免了法律的“暗箱操作”。行政听证对于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使行政权力行使趋于正当、合理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 我国没有程序至上的传统，政府机关普遍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无视听证程序的独立价值、和法律规定，无视当事人的听证权利。同时，在根深蒂固的“管理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