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就是天堂.docVIP

母亲就是天堂 　　童年就是天堂，那是因为有母亲。 　　我儿时的冬季是真正的冰天雪地，没有被冰雪覆盖的土地被冻得裂开一道道很深的大口子。即使如此，农村的小子除去睡觉也很少待在屋里，整天在雪地里摸爬滚打。因此，棉靴头和袜子永远是湿漉漉的，手脚年年都冻得像胡萝卜，却仍然喜欢一边啃着冻得梆硬的胡萝卜一边在外面玩耍：撞拐，弹球，对汰……母亲为防备我直接用棉袄袖子抹鼻涕，却又不肯浪费布做两只套袖，就把旧线袜子筒缝在我的袄袖上，像两只毛烘烘的螃蟹爪，太难看了。这样一来，我抹鼻涕就成“官”的了，不必嘀嘀咕咕、偷偷摸摸，可以大大方方地随有随抹、左右开弓。半个冬天下来，我的两只袄袖便铮明瓦亮，像包着铁板一样光滑钢硬。一直要到过年的时候老娘才会给我摘掉两块铁板，终于能看见并享受到真实而柔软的两只棉袄袖子。 　　二月二“龙抬头”之后，大地开始泛绿，农村就活起来了。我最盼望的是榆树开花，枝头挂满一串串青白色的榆钱儿，清香、微甜，可生吃，可熬粥，母亲把榆钱儿掺到粮食面子里贴饽饽，无论怎么吃都是美味。农村的饭食天天老一套，母亲却总能换出花样，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饮食习惯是母亲的厨艺培养出来的。 　　当然，农村的孩子不能光是会吃，还要帮着家里干活，男孩子第一次下地，会有一种荣誉感，类似西方有些民族的“成人节”。我第一次被正式通知要像个大人一样下地干活，不是跟父亲和哥哥们，而是母亲。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提一个小板凳跟母亲到胡萝卜地间苗，母亲则挎一个竹篮，篮里放一罐清水，另一只手里提着马扎。我们家的胡萝卜种在一片玉米地的中间，方方正正有五亩地，绿茵茵、齐刷刷，长得像蓑草一样密实。我们间苗从地边上开始，母亲坐在马扎上一边给我做样子，一边讲解，先问我胡萝卜最大的有多粗，我举起自己的胳膊，说最粗的像我的拳头。母亲就说两棵苗之间至少要留出一个拳头的空当，空当要留得均匀，但不能太死板，间苗要拔小的留大的…… 　　许多年以后我参军当了海军制图员，用针头在图板上点沙滩的时候，经常会想起母亲给我讲的间苗课，点沙滩就跟给胡萝卜间苗差不多，要像筛子眼儿一样点出规则的菱形。当时我最大的问题是坐不住屁股，新鲜劲一过就没有耐性了，一会儿蹲着，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喝水，喝得肚子圆鼓鼓的又不停地撒尿……母亲后来降低条件，我可以不干活但不能乱跑，以免踏坏胡萝卜苗。于是母亲就不停地给我讲故事，以吸引我坐在她身边，从天上的星星直讲到地上的狗熊……那真是个幸福的下午。自从我能下地野跑了，就很少跟母亲这样亲近了。 　　小时候我干得最多的活是打草，当我弯着腰，背着像草垛般的一筐嫩草，迎着辉煌的落日进村时，心里满足而又骄傲。乡亲们惊奇，羡慕，纷纷问我嫩草是从哪儿打来的，还有的会夸我“干活欺”（沧州话就是不要命的意思）！我不怎么搭腔，像个凯旋的英雄一样走进家门，通常都能得到母亲的奖励。这奖励一般分两种：一种是允许我拿个玉米饼子，用菜刀切开，抹上香油，再撒上细盐末。如果她老人家更高兴，还会给我二分钱，带上一个焦黄的大饼子到街里去喝豆腐脑。你看，又是吃……但现在想起那玉米饼子泡热豆腐脑，还香得不行。 　　令我真正感到自己长大了，家里人也开始把我当大人用，是在一次闹大水的时候。眼看庄稼就要熟了，突然大雨不停，大道成了河，地里的水也有半人深，倘若河堤再出毛病，一年的收获将顷刻间就化为乌有。家里决定冒雨下地，往家里抢粮食，男女一齐出动，头上顶着大雨，脚下踩着齐腰深的水，把半熟的或已经成熟的玉米棒、高粱头和谷子穗等所有能抢到手的粮食，掰下来放进直径近两米的大笸箩。我在每个笸箩上都拴根绳子，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自己腰上，浮着水一趟趟把粮食运回家。后来全身被水泡得像白萝卜，夜里我睡得像死人一样，母亲用细盐在我身上轻轻地搓…… 　　至今我还喜欢游泳，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练的。 　　在我十三岁的那年母亲病重，我的欢乐的童年就结束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1954年的除夕，炕烧得很热，娘平躺在炕头上，身下铺着两层褥子，上面压着厚棉被，她却始终一动不动，似乎对分量已经失去感觉。 　　那张我极为熟悉又无比慈爱的脸，变得瘦削而陌生，双眼紧闭，呼吸时轻时重，只要娘的喘气一轻了，我就凑到她的耳根底下“娘呀娘”地喊一通，直喊得娘有了反应，或哼出一声，或重重地吐出一口气，或从眼角流出泪水。 　　娘一流泪我也就陪着一块哭……屋子里忽然像打闪一样，有光影晃了几下，我吓得一激灵，赶忙直起身子，发现是煤油灯的火苗在跳。 　　年三十的晚上禁忌很多，不能在床上咳嗽，不能隔着门缝说话，说话时不能带出不吉利的字句……我不知道灯芯跳跃是吉是凶，又不能乱问，便自作主张地跳下炕，从抽屉里翻出用过的旧课本，撕下封皮用剪子在中间掏个洞，然后套进煤油灯的葫芦状灯罩上，整间屋子随即就暗下来，灯芯跳不跳都不再晃眼了。 　　我重新爬上炕坐在娘身边，此时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