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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改变中国 　　当公益无法再由官办慈善机构垄断，当越来越多的力量加入到公益的行列中，作为政府的第一部门与作为企业的第二部门，和作为公益组织的第三部门开始有了更加深入的合作。与“围观改变中国”、“微博改变中国”的话语内涵相同，在大陆日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公益也在改变中国。 　　人人喊打 　　没有人能够想到，一个叫郭美美的小女生在网络炫富的行为，会引发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导致深圳红十字会今年7月的社会捐款同比下降高达97%――甚至进一步影响到全国范围内的捐赠热情，使全国慈善组织6-8月接收捐款额与此前三个月相比下降了86.6%。接着，中华慈善总会发票事件，中国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河南宋基会公益医保和投资放贷又相继遭到舆论的质疑和抨击。 　　中国公益慈善界经历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如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所言，由郭美美引发的“官办”慈善公信力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显现：“尽管四个机构涉及的麻烦和背景、原因、性质各不相同，但社会对这些事件的质疑和责问，不论是专业还是外行，理性还是不理性，无不指向‘官办’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表达了对‘官办’慈善机构的不信任。这个乱局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属必然，归根到底是官民不分的慈善体制惹的祸。” 　　反观慈善文化极为发达的美国，早期慈善家和慈善机构也经历过大量质疑。被喻为现代慈善事业奠基人的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在1908年提出成立基金会之初，要求在国会立案，主动接受国会监督但从总检察长到总统都怀疑其动机是“企图用另一种方式永久拥有其财富”，国会也是抵制多于支持。最终，洛克菲勒基金会未能在联邦政府注册，只能于1915年在纽约州根据州法律注册。但是仍受到联邦政府的调查和抨击。 　　后来，以参议员沃尔什为首的联邦政府“工业关系调查小组”对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调查和质询，主题就是“基金会是否是为财团服务的一种掩护”。此事成为头条新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调查结果是对基金会的怀疑未能成立，不过此事也使基金会更加谨慎从事。卡耐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成立之初也都面临过这样的质疑。在日益壮大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社会更多的注意，基金会常常是呈现一浪又一浪公众舆论的批评和国会质询的对象。 　　而大陆的这些大型基金会由于其半官方的性质，不仅少了很多压力，而且更容易得到官方的种种庇护。尽管这些官办公募基金会受到的压力更小，但因此而承担的风险却大大增加。在信息披露长期以来极不充分的现状之下，大陆民众只有借助郭美美这样的由头才有机会表达质疑。但此时，质疑往往直接转化成愤怒。 　　全民参与 　　正所谓冰火两重天。这边厢，官办公益遭遇人人喊打的窘境，那边厢，民间公益却开展得如火如荼。 　　无论是于建嵘所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还是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活动，抑或是本刊记者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捐助活动，都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并迅速形成强大的舆论传播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益项目的发起者均不再是传统的公益慈善机构。如果是几年前，人们恐怕很难想象如此庞大的公益项目能够由民间发起，即使发起了，恐怕也很难获得足够的关注度和信任度。但是在微博时代，这些公众人物依靠自己一条一条的微博所积累的公信力使得上述情况发生了彻底变化。同时，技术手段的进步也使得民众参与公益的门槛大大降低，官办的公益机构再也无法垄断整个社会的公益资源。 　　特别是“免费午餐”计划，这个民间项目引发了近年来连国字头公募基金会都难得一见的公众参与热潮，不到一年，90多万人参与捐款，募集资金近3000万。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公募不再是一些退休官员有资格来做，而是由信誉度高的民间人士来做，这是一个公募格局非常大的变化。” 　　除了学界和舆论界对公益事业的推动，企业界也对公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使得非公募基金会行业获得了异军突起式的发展。 　　“非公募基金会”这一概念出现于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该条例将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种基本形式，前者以公募“聚财”为特征，而后者则为企业家和富人们“散财”开辟了道路，民间资本得以进入基金会领域。此前，个人或企业想成立基金会的想法因制度的缺位一直无法如愿。 　　尽管条例在2004年就已经颁布，但是非公募基金会在数量上的快速增长和活力上的集中爆发却是近两年的事情。根据第三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发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10月，大陆的基金会数量为2457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1279家，已经超过公募基金台并呈现出持续增长的稳定趋势。 　　12月26日，由海航集团出资2000万元成立的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揭牌，连王振耀都感到意外：“他们理事会内部约定，将来他们几个人百年之后海航的股权都捐给基金会。他们很低调，没有公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