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媒体“大动肝火”有什么用？.docVIP

对西方媒体“大动肝火”有什么用？ 　　前些日子，在“法兰克福书展”主办者召开的“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上发生的那场冲突，已在境外媒体和国内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过程我就不详述了。 　　这场由中德两国一些机构合办的研讨会，原定由双方分别邀请与会嘉宾。“德方”（加引号是因为这只是德国的一个非官方机构，既非公权力，也非民意代言，视之为德国国民或政府的代表都过于“上纲”了，下文的“中方”也一样）并未对“中方”邀请者持异议，但“中方”对“德方”一些邀请者据传却有严厉指责。后来因为国内官方媒体《环球时报》2009年9月11日一篇报道，让此事件在国内流传开来。这篇报道的标题为《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文中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又引述“中方”某学者的话说：对这场较量“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此后，《环球时报》在会议结束后的14日又发表了一篇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却改口指责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总之，前后口径的不一致，令人有些不可思议。 　　为什么媒体最“讨厌”？ 　　人们不难猜度这‘谣言”的真假和“中方”不同态度的由来，但笔者不想对此深究。这里只想问：“中方”一些人对此间的政府、公司（主办者）都还能友善，唯独与此间的民间媒体如此对立，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如我们过去的意识形态所说：西方媒体被金钱控制，只是资本家老板们的喉舌？如果是这样，“老板喉舌”的可恶不就来自“老板”的可恶吗？为什么我们对“老板们”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为这些媒体散布了“假消息”或“谣言”？但就以这场风波为例，平心而论，各自媒体都散布了一些对对方不利，或对自己貌似有利的“假消息”。 　　是因为这些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确如此。在这场风波中《环球时报》11日报道与德国媒体在“消息”认定上并无二致，都说中国要阻止邀请某些人，但是两者对此的态度相反：德国媒体激烈反对，而《环球时报》全力支持。可见“偏见”其实是一种态度。由于这种态度，对事实的认定（例如，“中方阻止邀请”究竟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固然会有偏差，但即便事实认定无异，对同一事实的评价也会相异，乃至相反。可以说，真正今我们一些国人反感的，就是这种态度。这就是为什么《环球时报》散布的消息并不一定准确，但由于“态度”正确，似乎就并不令他们反感了。 　　那么西方的政府与商家难道就没有“偏见”吗？当然未必。但是，西方的政府与商家都有求于我，例如政府希望我们在联合国投票时配合，商家希望和我们做买卖等，因此它们往往需要“讨好”我们（当然不会白讨好，我们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唯独媒体是无求于我们的。所以，它们的“偏见”就显得特别来劲儿。 　　当然，西方媒体不讨好我们，甚至也不讨好它们的政府和商家，这就与过去的意识形态说法大异，比如这次事件，一些国人就恨不得他们的商家和政府对他们的媒体进行“资产阶级专政”。但是，西方媒体不讨好政府与商家，却并非不讨好任何人――除非它们不希望有受众。事实上，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化环境下的传媒不会“媚上”，但难免“媚俗”。欣赏这种体制的人称赞的是前者，而反感这种体制的人批评的是后者。应该说，这种欣赏与反感都是有根据的。 　　“不媚上却媚俗”与媒体的“偏见” 　　所谓“媚俗”，讲好听点就是要考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里要摆脱意识形态化的“人民崇拜”，“人民”也是人，也是有“偏见”的。好的媒体志向远大，追求以客观、公正的言论在“人民”中建立持久的公信力，就不会刻意迎合“人民”的偏见。但有的媒体追求短期效果，就难免哗众取宠，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是瞻。不过这里的“人民”其实就是新闻学上所谓的受众，不能成为其受众的人们，媒体也就没有必要去“讨好”。 　　因此新闻自由的正面与负面影响都涉及这种自由的覆盖面。就正面来说，由于媒体不“媚上”，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媒体就可以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使政府、商家都不能为所欲为。就负面来说，由于媒体“媚俗”，新闻自由地区的民众偏好就有可能成为媒体迎合的对象。所以西方媒体表现出“偏见”完全是可能的，因为西方民众与任何地表包括我们中国的民众一样，都会有这种那种的“偏见”。 　　但是也如上所述，媒体迎合的范围并非特定的国界，而是新闻自由传播与媒体开放市场的边界。例如德国媒体，尤其是那些具有跨国影响的大媒体不能只“讨好”德国人，因为它们在德国以外的“自由世界”还要扩大受众，就不能不顾及他们的偏好。事实上，在中国媒体市场有可能开放的时候，希望进入中国的西方媒体也是十分“讨好”国人的。像著名的媒体大亨默多克，当年就曾作过这种尝试，但结果是碰了个大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