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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产业升级路在何方？ 　　“广东模式”走到尽头已成共识 　　广东经济是典型的以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这一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维持了广东30年的经济繁荣。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因放松银根以及国内资源短缺导致进口需求急剧上升，原材料及中间品成本大幅增加；与此同时，近年来劳工权利意识的提高，以及国家社会政策的调整，使广东等沿海地区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丧失殆尽。这些刚性成本压力加之人民币升值，遂造成中国制造业的严重危机。始于2007年下半年的制造业危机，首先爆发于广东，并很快波及推行类似发展模式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因此，中国的经济危机与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存在密切关联，全球金融危机并非引发中国制造业危机的直接原因，而是加剧了全球化中的中国制造业困境。以代工制造、贴牌生产为特征的“广东模式”，其实质是一种建立在缺乏技术创新能力、仅仅依靠低素质廉价劳工的成本优势的基础上，维持出口竞争力的“无技术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之一。美国是广东最大的出口市场，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以及美国正在酝酿实施的旨在加强本国高端制造业竞争力、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战略性产业政策”，意味着无技术工业化的“广东模式”实际上已不可逆转地走到了尽头。 　　事实上，广东当局早在1990年代末就已经意识到，所谓的“广东模式”没有出路，因而作出了诸多努力，如加强区域合作，鼓励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等。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大批中小企业倒闭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衰退的威胁，广东当局并没有采取多少挽救措施，而是提出“腾笼换鸟”，试图通过危机淘汰落后产能，并通过“新一轮招商引资”，来实现产业升级。然而，这些措施并无显著成效，产业升级始终是困扰广东工业化的巨大难题。在过去的30年，广东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外向型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而今，此次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使全球化的神话彻底破灭，依靠全球化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广东模式”已难以为继。那么，通过外资实现产业升级，亦即通过更大程度的全球化来实现经济转型，是否可行呢？ 　　依赖全球化的“广东模式”难以导致I业化 　　2009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达5，73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12%；出口3，589.6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0%。人民币升值使按汇率折算的出口依存度较前几年有所下降，2009年，中国出口依存度为24.4%，而广东的出口依存度则高达62.65%，是前者的2.5倍，由此可见广东经济对出口的严重依赖。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而言，出口依存度高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加坡的产业结构以及市场规模，决定了它只能实行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及外资的完全开放的政策。香港尽管已回归中国，但其历史形成的自由港地位，同样决定了它也只能实行城市国家的贸易政策（见下表）。问题是，对外依存度极高的城市国家必须在政治和军事上依附于一个大国，才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如冷战）赢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这种政治上的依赖又会导致其国内政策受到大国的挟制，如2009年，新加坡为换取美国的安全承诺，被迫同意放弃对资本账户的管制。广东的地理、人口规模远超城市国家，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广东无法实行城市国家那种完全依赖外资和出口的政策。 　　全球化造就了“广东模式”，但全球化同样令“广东模式”难以为继。广东省曾在本世纪初表示，将率先于全国建成发达社会。发达社会的首要标志是人均国民收入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发达社会意味着经济的现代化，而经济现代化必须经由工业化的阶段。因此，广东要成为“东亚四小龙”那样的高收入经济体，就必须完成工业化。毫无疑问，工业化体现为本国产业的高度现代化，依赖外资维持经济增长的依附发展绝不等同于工业化。产业升级是实现工业化的必经之途，但是，通过外部整合，亦即通过对贸易和外资大规模开放的经济全球化方式实现工业化，在理论和经验上却没有充分的依据。这是因为，除了市场规模过小的城市国家外，所有的后起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全部经历了长时期的产业保护，“东亚四小龙”中的韩国和台湾尤其如此，中国何以能够成为例外？！事实上，无技术工业化恰恰是导致广东产业升级困难重重的原因，从这一意义上讲，依靠外资实现产业升级根本谈不上是思想解放，而不过是对“广东模式”的强化，这将令广东经济难以摆脱依附，真正建成发达的工业化社会。 　　德国模式的启示：国家主导工业化 　　即便不考虑城市国家这样的极端个案，广东乃至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与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显然过高。就中国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而言，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意味着较高的国际政治风险。因而，依靠大量制造出口低技术工业制成品维持增长的广东经济，其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工业化国家必然是高收入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