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失衡的宪法反思.docVIP

性别失衡的宪法反思 　　众所周知，人人平等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宪法权利，在宪法没有规定例外限制的情况下，这种平等当然包括生育子女权方面的平等。 　　近来，放开二胎的呼声已成为人们的关注话题，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严峻问题是：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以来，性别失衡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特别是近些年来这种失衡进一步恶化。这也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人们为此纷纷指责广大农民传统观念的落后，指责相关医务检查人员违背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缺失，也有的开始指责一些富豪和党政官员在合法子女背后让二奶、三奶等为其生儿和将头胎子女报称为“残疾儿”再生儿子等原因，但是却鲜有进行制度性思考从而反思导致这一现象的制度性原因的。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长期以来普遍是农村户口，包括一些非中心城市的城市户口，夫妻头胎是儿子的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头胎是女儿的可以在一定年限后生第二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可安排生二胎，这种条件由省级政府规定）。而我国当前性别失衡正是由于这些允许生二胎和一些不法生育所带来的性别失衡，所以这种二胎政策和制度的合理性而不是该不该允许生二胎就应当受到适当关注。因为，如果给予那些头胎是儿子的夫妇二胎权利，他们一般不会在二胎时人为生儿的，而且为了儿女双全的另一种落后观念原因，反而乐意要个女儿，这必然会极大地中和这种失衡。当然，除非有非常科学的证据证实头胎生儿子的夫妇二胎再自然生儿的概率极高。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政策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在给我国带来严重性别失衡后果的同时，也是公然违背宪法的。 　　众所周知，人人平等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宪法权利，在宪法没有规定例外限制的情况下，这种平等当然包括生育子女权方面的平等。虽然政府在制定目标时少不了要对人们进行划分和分类，但是这种区别必须与实现政府目标合理相关而且是必需，且限于宪法所允许的范围内，不能无理地限制和剥夺人们的基本权利，绝不能不受限制地任意对人们区分和对待。所以，如果当前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国家对额外享受巨大优惠与特权的城市人口让其额外承担人口控制义务、适当限制其生育权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政府对同为农村公民的人再制造差别并由此限制几乎一半人口的平等生育权就失去了理性。更何况，并非政府非此就不能有效实现人口控制目标。 　　在我国城乡二元化体制至今没有实质性突破的国情下，政府完全可以采取让享受城市优惠的所有城市人口一律都只允许生一胎的办法，不管他们住在中心城市还是边远乡镇。况且，边远乡镇的城市人口并没有因为生活不如大城市优越就以其他优越作补偿的理由，因为那里的广大农民生活更苦，更应当受照顾的是他们而不是当地的城市户口公民。当然，如果这样仍不足以实现人口控制目标而必须对农民进行一胎化控制，理性的措施是在一定时期都只许一胎，或在宽松时期都准生二胎，更不应当长期坚持根据头胎性别的不同允许一部分人可生二胎、而另一部分人只准生一胎的公然违背宪法的计划生育政策。 　　政府必须为其区分人们的行为找到信服理由这是宪法和法治的根本要求，而对这种生女孩可再生第二胎、生男孩则只准生一胎的规则政府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的。可能有观点认为，农民观念落后，难以摆脱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这种政策是迫于国情的无奈。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这样的政府政策到底是在帮助农民摆脱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加剧他们的这种思想呢？答案应当在于后者。因为这样一来，更加人为地树立了男女有别的屏障和强化了男女有别的认识，而重男轻女思想正是建立在男女有别的认识前提上的。所以政府的这种措施只会刺激农民盼望生儿子的意识，最终促使他们为此目的不择手段，自然导致了这种二胎生育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困窘。对于一些两胎都是女儿再设法生育儿子和其他一些违法生儿现象，该政策都应当负有部分责任，因为它为“落后观念”推波助澜。 　　可能还有的支持观点认为，农民有养儿防老的潜意识，认为女儿嫁人后不可靠。这不仅与当前农村普遍性的女儿更尽赡养义务的社会现实大相径庭，而且应当知道我国传统上城市人口的观念原先也是与农村一样的，现在城市人口基本消除了这种忧虑自然不是他们比农村人更先进的原因，而是违背宪法的城乡二元化体制带来的。正是因为他们独自享受着广大农民没有的国家保障才使他们免除了后顾之忧，最终淡化了传统意识。 　　相反，直到如今，农村老年人口是别想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帮助的（没子女的老年人现在开始享有比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少得多的一点保障）。而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公民在年老等情况下的国家物质帮助权显然是全体老年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是少数城市老年人的特权，政府没有理由剥夺大多数人民的基本权利再不负责任地反过来说他们思想落后。当看一看那些可怜的农村老人在生活没有任何着落而又在万般无奈的绝境下痛苦地与其儿子对簿公堂、讨要可怜的生活费的一个个活